那一把棉花温暖我到如今。
上午在开着暖气的房间里，我竟感到一丝寒意，就在单衣外面加了件背心，霎时感觉暖和了许多。在这冷暖转换的瞬间，我想起万里之外的母亲，想起她在几十年前的严冬如何帮我御寒。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的冷，是天寒地冻，是无缝不入，是几尺长的冰凌儿挂在屋檐下几个星期都不掉下来，是池塘里的水冻成了深绿色的玻璃，鱼在里面封住动弹不得。
几乎每个冬天，我的手上、脚上都会留下冻疮。上小学的我感觉冬季每天的晨读课是那么难熬。学校没钱给教室的所有窗户安装玻璃，就用尼龙纸糊住窗扇；风会把窗纸刮得啪啪地响，那响声与孩子们冻得直抽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教室单薄的土墙既不保暖也不隔冷，室内室外温度几乎一样。每个人的手和脚都冻得生痛，一心盼着下课铃早点响起，可以回家吃早饭。
童年时有许多游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开心，只有一样除外：一个年级的孩子涌到墙角，大家挤在一起，摩擦生热，我们称之为“挤暖”。这个游戏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玩。我们的身体和衣服把墙角磨得光滑，但暖和只保持在挤挤攘攘的那一会儿——大家四散之后回到教室，冷更甚于“挤暖”之前。
母亲是位裁缝，手艺很好，东家请西家接地到人家家里做衣裳，按说应该有些收入，但大多数农户都穷，做衣服的费用往往要拖到“年关”才结算，甚至要赊好几年。母亲东拆西借，缝缝补补，尽量让四个儿子穿暖些。每个冬季，我都穿上了棉袄，但我的棉袄袖子总是短了一截儿——其实并不短。我性别意识觉醒得早，母亲给我做的冬衣的里子，用了些红绿的布料我将就了，但冬衣的面子有时竟有一小半是深红色的，甚至还带点图案。我已顾不得那么多，因为实在太冷，也没有选择了。
我后来明白有衣服穿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时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买布料要凭“布票”。爸爸是家里的劳力，我们放寒假时他也得早出晚归干农活，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参加“兴修水利”的工程。家里最困难时，粮食不够吃，奶奶要保证家里主要劳力一天三餐伙食，不得不狠心只给我们吃两顿主食——晚上让我们吃点炒米之类的东西，就很早哄我们钻进被窝，因为被窝里暖和，睡着了晚餐也省了。
这么冷的天，母亲也得天天赶路，去给人家做衣裳。她系着一条鹅黄色的有凤凰图案的围巾；围巾很好看，但其实很单薄，围着它抵御朔风，聊胜于无。她脸上、手上也有好几处冻疮。
我猜想我的母亲在给富户人家的孩子缝制厚棉衣时，一定想起了她的儿子，特别是她的那位叫冷叫得最厉害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这个猜想的证据是：有一天母亲收工回家，给我带回了一把棉花。她把棉花扯开了塞进我的暖鞋和针织手套里，让我这样穿戴着上学。
我记不起来那是不是真的就让我暖和些了；我只记得母亲很认真地塞棉花，我在一旁也很认真地看着，毫不怀疑那样会让我更暖和些。我还记得也就是在那前后，爸爸妈妈为给我治冻疮，在灶火里把萝卜烧得半熟，用热萝卜擦拭我脚部和手背冻伤的地方。
那一把棉花，我记到了今天。
依稀听母亲讲，她三四岁时，那还是在1949年前，随着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到外村要饭。她那时候是懵懂的小女孩；她妈妈会把乞讨到的热饭菜留给她。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
母亲在严寒的冬天，在冬衣御寒不够的情况下，那么无奈而又自信地给我鞋子里、手套里塞上一把棉花。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
那一把棉花啊，温暖我到如今。（赵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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