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李德尚玉 实习生 周洲 北京报道
近日，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在由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政策对话及未来之路论坛上表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提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增效已成为全球共识和重要任务。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 主办方供图）
“COP15形成的昆蒙框架中设定了到2030年的23个行动目标。其中，目标14提出要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观充分纳入各级政府和所有部门的政策、法规、规划和发展进程，确保所有相关的活动和资金流动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15和金融部门息息相关，提到确保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评估、透明地披露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以及影响。”白韫雯指出，将生物多样性在金融系统和投资决策中不断主流化是应有之义。
白韫雯表示，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与商业的纽带，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依赖。一方面，企业经营活动依赖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供给、调节服务等。一旦生态退化，生态服务系统消失，就会导致企业亏损或倒闭，实体企业将风险转嫁给金融机构，造成资产减值或者贷款无法收回；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给企业和金融系统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白韫雯认为，政策和市场会朝着更加可持续的自然向好的方向转型。面对不断严格的保护政策及措施，企业和投资者会面临转型风险。此外，消费者选择偏好变化以及技术突破也会带来转型风险。如果投资者和企业能够在早期识别这类转型风险，风险将可能转变为市场机遇。
白韫雯表示，金融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支持生物多样性友好投资正在由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结合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白韫雯提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实现生物多样性在金融系统逐渐主流化的整体思路：
第一，金融机构需管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以降低投融资导致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项目和自身投资组合层面，通过避免、最小化、恢复到抵消的“减缓递减层级”原则，管理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管控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比如物理风险、转型风险。这需要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来识别管理这类生物多样性风险。
第二，动员更多社会资金，特别是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支持生物多样性友好投融资。目前每年保护生物多样性资金的缺口很大，其中仅4%的资金来自市场化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友好的项目具有非常强的生态外部效益，短期财务回报不足，整个生态商业模型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无法识别这类风险，进而无法准确定价。因此，需要加强政策与市场建设，提升这类项目的盈利能力，这就包括：
第一，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根据不同的项目特点与期限设计不同产品，同时开发风险管理工具。此外，配套激励机制也非常重要，金融机构获得一定激励以后才能可持续支持生物多样性友好的项目。
第二，需要设计市场工具。国际上已经有关于生物多样性信用、自然信用以及生态碳信用的尝试，都是在将不同类型的生态与生物多样性效益设计成可测量、可追踪、能交易的单位以引入更多投资。
第三，信息披露很关键，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披露过程中，一方面披露风险；另一方面，披露也能帮助企业发现市场机遇。
第四，重视国际合作和地方试点。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需要主权国家之间合作解决。
金融产品和模式有很多先行先试。比如，发行支持海洋生态保护的蓝色债券；福建、浙江推出以林业、湿地碳汇作为质押物和远期碳汇收益作为标的的碳汇贷等；保险层面，如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支持生态茶园的污染防控的自然专项保险。
此外，中国也牵头G20可持续工作组有关金融支持“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案例研究，推动国际各方在为自然融资上形成合力。
从全球层面来看，可持续挂钩的贷款和债券已成为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金融工具。过去，这些转型挂钩产品的发行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工业高碳行业，KPI设计起来相对简单。但是现在金融产品的设计逐渐与改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效益结果挂钩。
国内绿色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优化融资担保方式上，银行认可企业用新型生态环境权益，如林权、海域使用权、林业碳汇，以及基于生态价值产品核算的收益，作为质抵押品，为企业开展可持续经营类项目授信。
针对如何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白韫雯表示：
第一，完善投融资分类标准和统计口径。根据各地生态承载力、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以及当地产业特点，制定相关生物多样性友好活动目录，支持银企对接。
第二，制定激励机制。将促进生态效益的信贷纳入绿色信贷评价，把绿色金融纳入MPA考核。人民银行在两年前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清洁能源以及碳减排技术。未来，可以考虑将具有减排、固碳效益的生物多样性友好项目也纳入支持范围，这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为自然融资的积极性。
第三，鼓励混合融资。鼓励商业银行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前期技术援助提升开发此类项目的经验与能力。
第四，积极参与EOD模式。这类模式是把公益性较强、收益较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和收益较好的产业，如旅游、可持续项目等打包，实现环境治理经济价值逐渐内部化，提升商业机构参与项目的财务性。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1-15575-0.html北京绿金院副院长白韫雯：生物多样性友好项目应获得绿色金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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