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实习生 林珂莹 北京报道
1月7日,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增长动能 中国探索”。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刘烈宏表示,近期出台《“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目的是要通过推动数据在多场景应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产业新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对经济发展倍增效应,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新阶段。而且,为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当前还需要在制度建设、流通利用方式、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四方面进行更深化的研究,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探索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机制,探索适应数据特点的安全治理模式。
“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我国首次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刘烈宏表示,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数据逐渐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何认识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数据局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性。比如,与土地和劳动要素相比,数据权属更为复杂;与资本要素相比,数据价值密度不均匀。
在刘烈宏看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如何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是把握发展机遇的重点。希望社会各界从数据要素特性入手,聚焦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价值作用规律深化研究,围绕如何更好发挥数据要素正外部性、避免负外部性贡献智慧,共同将我国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新优势。
近日,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了到2026年底的工作目标。行动计划选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12个行业和领域,推动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刘烈宏表示,与2015年“互联网+”行动相比,“数据要素×”实现了从连接到协同、使用到复用、叠加到融合的转变。推动“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就是要通过推动数据在多场景应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产业新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对经济发展倍增效应,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新阶段。
刘烈宏表示,通过数据应用推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从数据中挖掘有用信息,作用于其他要素,能够找到企业、行业、产业在要素资源约束下的“最优解”,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
以纺织行业为例,下游中小企业存在获客难度大、采购成本高、融资渠道窄等困难,数据要素在生产全环节的融入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新路径。借助上下游数据的贯通,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有效和真实的商情信息、稳定和规模的订单,从而解决产品销售的问题。通过不同中小企业原材料需求数据的汇聚,能够以集中采购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通过打通产供销数据,实现定制化生产,可将成品出厂时间从原来的15天缩减到5天,保证一周之内交到消费者手上。基于订购订单、设备开工等数据,中小企业还可以获取订单融资、仓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此外,通过数据应用推动知识扩散、业态创新,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通过数据应用推动科学范式迁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对于下一步工作,刘烈宏表示,国家数据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组织试点工程,启动大赛,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多措并举推进“数据要素×”行动计划落实落地。
”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共同参与,结合各行各业发展实际,通过进一步深化数据要素基本理论、作用规律等的研究,共同探索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有效路径;通过支持技术型、服务型、应用型数据商的发展,繁荣数据开发利用生态,做强做大数据产业;通过挖掘高价值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激励多方主体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创新数据产品服务等,探索一批跑得通、有成效、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案例、经验模式,将堵点难点转化为新增长点,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刘烈宏说。
刘烈宏提醒,推进数据要素流通,还需要在制度建设、流通利用方式、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四方面进行更深化的研究。
从制度建设看,数据领域发展变化快,需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国际上没有通行做法可以借鉴。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刘烈宏建议,一方面,要鼓励各地方各部门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结合具体实际开拓创新,探索适应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模式。要推动企业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数据资源进行会计处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结合数据要素特点,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基于实践基础,不断完善和优化顶层设计,加快形成系统完整、科学合理、协调统一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为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从流通利用方式看,需要加快建设数据基础设施。
刘烈宏指出,传统交易市场中,往往通过物品的排他性占有,来控制其流向和使用方式。而明文数据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一旦交易,卖方不仅失去了对该数据的控制,还要承担安全风险,这导致数据持有者“不愿流通”也“不敢流通”。推进数据流通,必须加快建设数据基础设施,建立可信流通体系,利用多方安全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使供给方能够有效管控数据使用目的、方式、流向,实现数据流通“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保障数据安全,防范泄露风险,实现数据可管可控。
从收益分配看,数据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需要探索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机制。
刘烈宏认为,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通过供给和需求决定市场价格,通过交易价格评价贡献、分配报酬,提高收益分配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引导调节作用,避免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缩小收入差距。真正做到兼顾效率和公平,不仅要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各项政策中予以通盘考虑,也需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深入研究,贡献智慧。
从安全治理看,数据对治理方式提出新挑战,需要探索适应数据特点的安全治理模式。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广覆盖性、强渗透性,在对传统生产力的内涵进行拓展和延伸的同时,对传统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刘烈宏表示,数据大规模流通的过程,也是多源多方数据融合的过程,一旦被泄露或滥用,可能带来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数据泄露问题,影响隐私保护、产业发展,甚至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挑战。
此外,数字经济具有跨界融合的特点,对传统分业监管、属地监管模式提出挑战。刘烈宏表示,未来,如何以合适的安全成本,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高质量开发利用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如何提升监管效能,构建兼顾活力与秩序的数字治理体系,还需要各方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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