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环境与生育成本，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还有哪些难处？经历孕哺期后，女性回归工作，遇到哪些瓶颈？今年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表们纷纷提出建议。
图说：市人大代表洪程栋。受访者供图
市人大代表洪程栋：生育保障机制不能“政策请客企业买单”
“完善生育友好型就业环境建设，关键是要调动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在市人大代表、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洪程栋看来，近年来有关部门推出的“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育儿假”等举措，存在“政策请客、企业买单”现象。作为利益受损方，企业缺乏主动性，相关政策也难以有效执行。
“女性职场歧视，本就来源于企业发展效益与女性生育成本之间的矛盾，可现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一矛盾。”洪程栋指出，“部分企业无法承担或不愿承担与日俱增的女性生育成本，导致在招聘过程中对女性婚育情况有一定筛选，女性就业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显现。”
洪程栋认为，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并非一味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应该由政府主导、协同更多相关方，共同分担家庭与企业的负担。“对于企业的损失，有关部门应有实质性的补偿方案，这样才能构建出理想的‘生育友好’的就业与社会环境。”
今年上海两会，洪程栋递交了一份建议。首先，政府作为人口宏观调控主体，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保护育龄妇女的合法权益，为落实相关“生育友好”政策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补贴、荣誉表彰、政府合作倾斜等待遇。
此外，要更好发挥家庭、社区、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等对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切实减轻职工的育儿负担，保障工作高效投入与优质产出，为企业降低人力成本的损失。“如此，企业才能有更多的能力和积极性为育龄女职工创造友好的工作环境。”
图说：市人大代表朱美萍。新民晚报记者 陈炅玮 摄
市人大代表朱美萍：建议设立“女性回归科研基金”
市人大代表朱美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的一名首席科学家。作为科技工作者，她看到了女性科技人才面对的窘境。
“科技领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相应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朱美萍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比50.0%、女研究生占比51.2%；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至2022年间，杰出青年基金的女性负责人占比仅为12.55%。
朱美萍调研发现，上海在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方面已推出不少政策，例如涵盖女大学生的职业飞翔‘海鸥计划’、面向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的巾帼创新奖与新秀奖等，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尚且缺乏对刚经历孕哺期女性的支持政策。“而经历孕哺期的两三年，对科研项目而言极为重要，往往是女性科研人才是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分水岭。”
朱美萍坦言，女性在孕哺期往往暂缓甚至暂停科研工作。“此时，一些评审专家就会有想法：为什么这几年科研成果中断了？这会对女性申请基金等项目支持，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她建议设立“女性科研回归基金”，鼓励刚经历哺乳期的女性科技人才尽快回归科技工作，支持女性科技工作者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发挥更大作用。“当女性科技人才在犹豫是以家庭为主，还是继续在科研项目上‘拼一拼’的时候，就需要我们 ‘推一把’，更好激活她们的内驱力。”
新民晚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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