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冉黎黎 北京报道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包括“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等。如何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部署？下半年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在哪里？针对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章俊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坚持，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既定政策不会半途退出，不搞“急转弯”，目的是稳住企业、就业、市场预期，避免政策摇摆放大经济波动。同时，调控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市场情绪的变动、外部环境的突发事件等因素，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货币政策方面，章俊预计下半年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下半年降息降准依然有望适时落地，货币宽松力度或将超出市场预期。另外，政策、资金向“投资于人”再深化，可以强化民生领域资金投入，继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此外，持续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重点投向民生领域，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受访者供图）
《21世纪》：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展现强大活力和韧性”，同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如何理解这个判断？
章俊：这一判断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一方面，上半年面对外部形势的急剧变化，GDP同比增速达到5.3%，好于市场预期，经济基本面韧性十足。另一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以及贸易冲突中凸显的“卡脖子”问题等深层次复杂问题将持续到“十五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挑战。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巩固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因此本次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要强化底线思维，我们认为当前底线思维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国内经济社会的“底线”，而现阶段国内经济的“底线”应是民生和就业。本次政治局会议继续强调了“四稳”目标，其中稳就业位于首位，后续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将以就业目标为主要出发点。
《21世纪》：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连续性稳定性”和“灵活性预见性”分别意味着什么？
章俊：整体来看，“稳”依然是基本盘。无论是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还是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都表明宏观决策的底座依然是牢固和坚实的。会议对今年以来积极政策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要求继续落实落细既定政策，继续释放政策效应。“连续性稳定性”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坚持，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既定政策不会半途退出，不搞“急转弯”，目的是稳住企业、就业、市场预期，避免政策摇摆放大经济波动。
而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多重压力交织下，仅有“稳”的政策基调已不足以应对所有挑战。因此，根据形势灵活调整，增加政策的“灵活性”与“预见性”，及时出台增量政策，显得尤为关键。所谓“灵活性”，意味着调控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市场情绪的变动、外部环境的突发事件等因素，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当然这也要求政策工具箱的储备要更加充足，工具的选择要更加精准。而“预见性”意味着决策部门要能及时洞察经济运行中的细微变化，提前研判经济走势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打好提前量，做好研判和准备。这也意味着决策部门需要强化对高频指标、先行数据的动态监测和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保持清晰认识，提前把握形势变化中的苗头性和潜在性问题。
《21世纪》：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时强调，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此次会议指出，要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从“用好用足”到“落实落细”的转变？
章俊：4月的“用好用足”重点在于释放政策工具的最大效能。基于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7月会议转向“落实落细”，政策重心从“扩量”转向“提质”，强调政策效能的精准释放。
财政政策方面，从当前时点来看，今年年内再度增发国债概率不高，可以通过投放政策性金融工具和盘活地方专项债限额的方式过渡。但如果下半年税收和土地收入压力持续加大，那么“适时加力”的必要性将有所提高。另外，会议指出“要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虽快于2024年，但仍慢于2022年与2023年，预计后续专项债发行将开始提速并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为之后潜在的“适时加力”留足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下半年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总量工具方面，与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适时降准降息”不同，本次会议则提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我们认为下半年降息降准依然有望适时落地，货币宽松力度将超出市场预期。结构工具方面，本次会议则强调“用好”，支持的方向除了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稳定外贸之外，新增“小微企业”。我们认为下半年结构性货币工具可能的实施路径包括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推出、PSL的重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扩张等。
《21世纪》：会议强调，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什么？
章俊：一方面，促消费延续提质扩围的政策路径，服务消费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从2024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到2025年4月的“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再到2025年7月的“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消费政策在实践中更加有的放矢，既从广泛的“促消费”转向结构性发力，又持续扩容升级，在以旧换新政策有效释放商品消费潜力后，本次政治局会议表述更加突出服务消费，明确将其作为“新增长点”。服务消费将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另一当面，扩大服务消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会议强调，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下半年，政策、资金还能如何向“投资于人”再深化？
章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民生领域资金投入。继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如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二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三是持续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重点投向民生领域，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公式，将人口流动趋势、老龄化率、产业结构等纳入测算参数，确保资金向人口净流入地区和民生需求突出区域倾斜。例如，针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农民工集中地区，可设立“新市民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随迁子女教育等领域。
《21世纪》：会议指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此前，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低价”二字的淡化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章俊：“低价”二字的淡出，是我国治理市场竞争秩序的一次重要政策转向，体现了从单一价格监管向全链条竞争治理的升级。
首先，低价无序竞争仅是市场乱象的表象，其背后往往伴随质量缩水、数据垄断、知识产权侵权等深层次问题。政策表述的调整，旨在将治理范围扩展至商业贿赂、算法合谋、虚假宣传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和监管执法标准。此前针对低价竞争的治理多聚焦特定行业（如电商、光伏），而当前政策更强调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最后，政策表述的调整，本质上是对效率与公平、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关系的重新校准。“低价”二字的淡化并非放任价格竞争，而是通过动态成本监审、价格行为提示提醒等手段，实现精准监管与包容创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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