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全球经济运行受疫情大流行、美欧大通胀、俄乌战争等事件接二连三冲击，国内新一轮制造业升级突破伴随有效需求不足矛盾持续发酵，在此背景下我国外部顺差失衡显著反弹，多方面有关指标变动提示外部失衡出现新特点。在大国竞争关系持续演变背景下，疫情三年传统贸易平衡领域相对平静局面成为过去，贸易失衡正在演变成为影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本文基于相关数据梳理我国新一轮外部失衡表现特征与内外多重原因，并从改革时代历次顺差不平衡 历史角度讨论当前形势代表对外失衡新阶段。
1、近年外贸不平衡结构特点
失衡特征之一是总量失衡较温和增长同时货物贸易顺差大幅扩张。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从2018年0.17%上升到2022年2.47%，2023年回落到1.41%，从数据看看仅属于比较温和的不平衡状态，因而2023年IMF对外部门报告评估为与经济基本面要求的水平大体一致。从货物贸易顺差看增长幅度较大：从疫情前两年4000多亿美元增长到过去两年的8000多亿美元，占GDP比率虽低于新世纪初年和2015年前后水平，然而也出现较为显著回升，2022和2023年分别达到4.67%和4.59%，整体贸易占GDP比率值回升幅度更大。
失衡特征之二是制成品顺差扩大规模显著超过初级品逆差扩大规模。我国货物贸易中的制成品顺差2021-2023的三年平均16993亿美元，比疫情前三年的年均9490亿美元增加了7503亿美元，增幅为79.1%。货物贸易中的初级产品逆差2021-2023三年平均为8869亿美元，比疫情前三年的5375亿美元增加了3493亿美元，增幅为39.4%。工业品近年的年均顺差增量，是初级产品逆差增量指标的两倍多，工业品顺差增长幅度是初级品逆差增幅的两倍。
从工业品贸易顺差相对GDP比率与初级品逆差绝对值占GDP比率的比较，也可见顺差增长显著高过逆差增加。我国工业品贸易顺差相对GDP比率上升到10%上下，比2018年以来低点上升3个多百分点，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我国初级品贸易逆差相对GDP比率绝对值从2016年2.95%增长到2023年5.14%，增长了2.19个百分点，目前比率值比2010年以后的最高值6.64%仍低1.5个百分点。
失衡特征之三，高科技部门顺差增量和增速都显著超过传统部门。近两年制成品的高科技产品年均贸易顺差为8055亿美元，比疫情前两年平均3478亿美元增加了4577亿美元;制成品其它部门近两年年均贸易顺差为9856，比疫情前两年平均6285增加了3571亿美元。高科技比非高科技行业顺差增量高出1006亿美元。去年仅“新三样”产品出口就创造了近1500亿美元，顺差增量比疫情前增加了近1300亿美元。
失衡特征之四是顺差区域构成显著变化但美欧仍吸收我国绝大部分顺差。近年我国对东盟、中亚五国、非洲顺差占比不同程度上升，对韩国、日本的逆差大幅收敛趋向于零，然而欧盟两大经济体仍是我国绝大部分顺差的吸收对象。近两年我国对美欧的货物顺差占我国顺差总额比例为74.3%即接近四分之三，虽然与疫情前两年美欧顺差占比超过100%比较已大幅下降，我国顺差重心集中在两大主要国际货币发行经济体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与对美欧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大约25%比较，其吸收顺差占比是贸易量占比的三倍，顺差强度最高。
失衡特征之五是我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重大幅提升或创新记录。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冲击，我国货物顺差和工业品顺差占全球比重分别回落至17.5%和44.7%，然而此后在产业升级因素和新市场开拓措施促进下，我国外贸出口和顺差逐步重拾增长势头。疫情期间防控隔离增加了全球对我国电子产品、医疗设备、防疫物资的进口需求，此外中国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等领域快速发展也为出口创造新的增长点，甚至某些情况下贸易壁垒反而产生倒逼企业加快市场开拓与产业升级。2023年中国货物顺差占全球比重上升到30.5%历史较高位，我国制成品顺差占比达到63.5创纪录水平。
2、新一轮失衡的内外根源
2023年9月我们在讨论“贸易失衡是否会重回国际对话热点”[1]一文中，提到疫情期间全球经贸形势发生的总体重要变化之一，是全球外部不平衡水平改变金融危机以后趋势性回落走势转而出现显著反弹。依据IMF“对外部门报告(ESR)2023”数据，全球不平衡即各国顺差和逆差绝对值加总占世界GDP比例，2006-2008年达到5%以上峰值，在金融危机后持续趋势性回落，到2019年最低时下探2.9%低位，调减幅度在40%以上;2020-2022三年疫情期该指标连续回升，到2022年达到约4%，比三年前回升三分之一左右。近年我国顺差增长是上述全球失衡幅度上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具体成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考察。
一是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欧重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短期飙升拉动的结果。疫情期发达国家公众大量转向远程或居家办公模式，生活和出行方式改变派生对电脑、家具、交通工具等需求增长并推高进口需求。另外美西方国家疫情期经济刺激措施包含向家庭个人大规模发放救助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显著超过供给能力从而导致进口需求。例如，美国与欧盟2021-2022年前后经历了罕见进口飙升。我国工业制造能力总体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另外在疫情期政策组合较为重视维持供给端正常运营，在美西方进口需求飙升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疫情冲击因素的短期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顺差2022年达到峰值后2023年有所回落;不过由于其它趋势性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去年顺差仍显著高于疫情前趋势水平。
二是近年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阶段性突破，在中高端和新兴部门形成新的组合市场优势，通过出口增长与进口替代推高贸易顺差。改开时代我国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大体经历三阶段演进：第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体制转型推动原有国民经济工业结构与国有工业重构，开放市场环境下轻纺、消费和加工制造能力快速发展。第二是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到2010年前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速伴随重工业大发展，产业链拓展推动我国在诸多工业领域发展到全球最大规模，资金和技术密集度有了显著提升。第三阶段是经过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持续实施推进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我国工业主流和先进能力开始提升到中高端，部门领域跻身前沿和个别领域领跑全球，例如在先进船舶制造、轨道交通装备、石化基础原材料、大型飞机和宽体客机、航天装备、医疗器械、芯片研发制程、工业机器人等领域都取得不同程度阶段性进步，新三样由于在绿色转型时代的特殊地位，成为新一轮产业技术转型升级突出代表。新一轮可贸易部门转型升级突破与效率提升，通过中高端出口扩大与进口替代推高顺差。
例如过去我国在石化基础原料如乙烯等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然而我国制造体系发达对石化原料需求较大因而进口依存度较高。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在相关领域技术和投资水平显著提升，随着“十三五”期间大化工投资项目密集上马和供给能力提升，该部门贸易平衡形势发生逆转，数据显示货物贸易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从疫情前两年的年均逆差562亿美元，快速转变为近年的顺差部门，2022-2023年的年均顺差346亿美元。另外新三样就是出口增长的突出代表：2023年总计出口金额1505亿美元，扣掉进口几十亿美元，顺差达到1400多亿美元，顺差规模比疫情前增长了1000多亿美元。
(1)贸易失衡00产能过剩化工原料占比24-01-19.xlsx。(2)2024年是截止6月数据
三是近年我国制造业投资触底回升，在短期扩大内需抑制顺差同时，长期通过提供更有效率产能的“供强效应”助推顺差增长。数据显示，上次四万亿投资增速达到峰值后，我国制造业投资多年增速回落，但是从2017年开始显著回升，虽然2020年前后大幅回落，然而近年反弹和维持在较高水平。具体看，2017-2023年七年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速6.3%，2021-23年三年平均增速达到9.7%。高速投资伴随我国资本存量(“投资积累的资本存量”)快速增长，资本存量估计值2011年和2018年分别超过日本和美国，目前约为美国的1.3倍。
制造业作为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其投资扩张与本国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及贸易平衡存在两面关系。从当期开放经济内外平衡关系看，国内投资扩张提速表示内需较快增长，给定国民总储蓄等其它因素，有助于增加国内吸收因而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从动态过程角度看，市场驱动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增长，体现经济和产业动态演变环境下对新盈利机会的响应，从而提供产业技术升级的关键现实条件。投资项目完成后形成更高效率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可贸易部门产能，通过促进出口增长和进口替代推高贸易顺差。观察近年情况，制造业投资推高贸易顺差作用应更为重要。
四是国内经济“供强需弱”失衡的外部表现。我国经济一段时期以来呈现供给能力扩张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偏弱并存的“供强需弱”态势：经济供给侧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传统和新兴制造业及工业部门，都整体表现出活跃的产业升级能力，并拥有比较充足强大的产能，彰显我国经济基本面优势与乐观前景。然而近年总需求增长持续偏弱，伴随间歇性增长下行压力，一般物价较低位运行，本币实际汇率走弱，各类金融风险挥之不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经济运行呈现“好得很”与“难得很”并存的矛盾格局。
本文第一作者早先从几个方面讨论了“供强需弱”失衡的直接原因[2]，从贸易失衡角度看更为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消费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偏低，伴随我国国民储蓄率持续显著偏高。数据显示，我国人均GDP高于G20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但是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不仅大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G20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并且消费占比近年还改变2010年以来缓慢上升态势逆向回落。政府对社保体系财政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协调对消费占比偏低有一定解释作用。出于产业政策目标与扩大内需维持宏观平衡双重考虑，政府近年通过各种方式持续追加国内投资，尤其是优先鼓励中高端和新兴制造业部门投资，这些投资对提升国内供给能力与可贸易部门竞争力取得积极效果，同时也增加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压力。
五是近年我国实际汇率阶段性较显著贬值，通过价格因素调节出口和进口导致顺差增长。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胀超常加息，二是我国总需求不足背景下一般物价走势偏弱。从BIS提供的人民币名义有效和实际有效汇率，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名义有效汇率贬值7.2个百分点，到2024年5月贬4.5百分点。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4.3个百分点，到2024年5月也是贬14.4百分点，代表去20年的最大幅度实际贬值。第一阶段实际贬幅是名义贬幅的两倍，整个时期实际贬幅是名义贬幅的3.2倍，显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前期汇率名义贬值7个百分点，整个时期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个百分点。右图用外管局提供的人民币对CFETS篮子货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看，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名义有效汇率贬值10.3个百分点，到2024年5月贬6.8个百分点，名义贬值高于BIS数据，不过我国有关部门没有提供实际汇率指数。
说明：左图是BIS数据。右图是SAFE的人民币对CFETS篮子货币名义有效汇率数据。
3、顺差失衡新阶段及影响
从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占货物出口和贸易总额占比指标看，改革开放40多年大体出现六次顺差的峰值，然而不同阶段顺差增长的具体原因与经济含义很不相同。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三次顺差增长，主要由于特定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短期总需求超常收缩所致：改革初期实行经济调整八字方针，1989-90年以及90年代末多重原因抑制总需求，伴随内需相对不足或总需求疲软，推动出口较快增长或进口较大幅度收缩，派生贸易顺差周期性跳升。上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体制转型发展的初创阶段，在宏观经济层面还经常面临不同部门有效供给瓶颈，上述三次顺差增长与新世纪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供给侧竞争力提升背景下的持续顺差失衡，其成因与影响存在实质性差异。
进入新世纪后几次贸易顺差占比上升都不同程度体现外部顺差失衡，然而具体观察其成因仍有明显差异。例如新世纪初年是比较典型的由供给侧因素良性冲击导致的外部失衡，并显著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当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易热难冷”，信贷快速扩张与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在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工具调整有所滞后背景下，出口显著超过进口派生顺差持续增长。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出现年均增速超两位数高增长背景下，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推动出口超高速扩张并伴随顺差超预期扩张。2015年前后顺差失衡虽然也有供给端生产率追赶因素作用，主要驱动力则是来自经济需求端变化：十八大以后在三期叠加方针指导下主动实施结构调整措施，伴随国内增长减速与吸收能力减弱，通过倒逼出口增加并伴随进口下降出现顺差大幅上升。近年新一轮顺差失衡扩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等内需持续偏弱与生产供给端竞争力较强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一种新型顺差失衡。
根据本文初步观察梳理，新型顺差失衡的具体表现和内外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是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增加，贸易顺差的绝对和相对规模都显著提升，例如上述数据显示近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8000亿美元上下，比疫情前两年低位水平接近翻倍，工业制品贸易顺差近三年达到1.6-1.7万亿美元的创纪录规模。另外我国贸易顺差占全球相同指标比例，或者大幅上升到历史高位，或者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其次是与近年国内经济的“供强需弱”内部不平衡格局具有直接联系。随着我国近年制造业产业技术升级正在发生的突破性进展，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显著提升与顺差分布部门构成体现相应变化，近年我国新三样出口与部门贸易顺差规模井喷式增长，就是上述演变的突出体现。然而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与公共资源投入方向长期特点等多方面复杂原因，我国消费增长偏弱和消费占GDP比例偏低格局持续存在并在近年进一步加剧，房地房投资也因阶段性政策调整原因大幅所说，导致内需吸收能力持续偏弱并推高外部顺差失衡。
另外是新型顺差失衡带来不同方向外部影响。上述“供强”显示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地位进一步加强提升，产业和贸易高度化提升使得我国供给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特殊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然而产业贸易结构升级也意味着我国出口重点部门与主要发达国家直接竞争面扩大，已经并将继续引发相关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政策反弹与争端摩擦增加，成为近来美欧学界和媒体渲染宣扬的所谓“中国第二次冲击”的现实背景。在大国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美欧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度对手意识凸显背景下，有效管理外部经贸争端与稳定外部经贸环境，对我国开放大国经济持续发展将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
注释：
[1]“贸易失衡是否会重回国际对话热点?——近年我国贸易顺差回升现象解读”卢锋、李昕、潘松李江;2023年9月2日，网易财经网站。
[2]卢锋：“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供强需弱矛盾”《网易财经智库》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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