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 青骑士】近日，浙大城市学院蔡老师对其所授三门课不及格率高的回应刷爆了网络。这已经是暑假里大学教师再一次出圈。巧合的是，上一次出圈的人大王教授也是来自中文系。
在如今高度娱乐化的时代，相比于花边文学的高热度，蔡老师发声时所动用的仿佛从古典时代穿越过来的价值尺度，似乎很难得到太多早已在日常打磨下水泥封心的高校教师的共情。
今天的大学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如笔者所在省份2024年高考录取率高达94%)，大学及大学教育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另一方面，大学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话题的同时，在大多数人眼中依然保留着象牙塔的刻板印象。而这也便利了学得一手好“新闻学”的自媒体，常常制造一些博取眼球的耸动消息。
事实上，高等教育早已是规模化教育产业中的重要一环，教师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更接近于雇佣劳动关系(由此才需要对教师采取复杂的数目字管理)，而师生关系也逐渐蜕变成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由此教师才需要格外关注自己的教学评价，思考如何“取悦”学生)。
这些老生常谈的言论，也许在学院内有类似经历的教师恐怕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反思，就像最近网上出现的“蔡老师所任教科目均为通识选修课”等讹误。
笔者与蔡老师同在自嘲为“学术缅北”的Z省高校任教，又同为中文系老师，对于蔡老师所提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教学材料与检查等问题，皆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乐于与读者分享几则教学中亲身经历或听闻的小故事，供诸君一笑耳。这里可以顺带说一句，我校亦曾发生过与蔡老师互为镜像的考试故事——督导认为学生成绩优良人数太多，而提出整改要求。
前两个故事有一个核心的线索，就是今天大学教育中评价判断学生与教师的现有标准，本质上都是失效的。
一、给“霸总”代课
某次期末考试，监考老师现场抓住作弊学生，经过上报班主任、辅导员等一系列操作后，原计划按学风问题处理，结果该生坚称自己是替考并非本尊，于是请来任课老师核实。但任课老师指认该生与平时上课者为同一人，该生才供出平时上课也是由他代上，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学生A本人忙于个人生意，在线上开通咨询类小程序，月收入数以万计，因此不惜以数百的价格雇佣其他学院无课学生替其上课、考试，没想到被雇佣学生颇具职业道德，上课不仅积极签到，还与任课老师互动多多，因此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
二、表白墙变“黑市”
和许多高校一样，我校也有校内表白墙，类似于匿名表达大学生诉求与青年人感情的树洞，但就是这样一块充满青春活力的自留地，到了每学期期末考试周，却有了沦为买卖试卷信息、寻找替考作弊“黑市”的趋势。
笔者听闻有一位大学语文任课老师，伪装学长卧底表白墙，结果恰巧遇见来向其兜售期末考试答案的学生，两人一时在微信中长长的静场。
在这两个小事件中，比较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无孔不入的利益侵蚀了学生群体，间接影响了日常教学与考试。可能会有不少读者解读出对于当下大学生群体学习态度的批评，甚至触发某些年长者回忆起自己八九十年代上大学时，在墙报、校内bbs等领地，如何挥斥方遒，关注社会性议题等记忆，但这在00后看来，回忆光辉岁月只是人到中年的标志。
不过，笔者想说的并不完全是这些问题。鲁迅早就提醒过，不可以“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更何况，即使学生解决了学习态度问题，是不是学习积极性也迎刃而解了呢?下一个故事恐怕令人倍感无力。
大学里面的“考研大军”中新社/资料图
三、追不上的“主席”
笔者在某次私下交谈中得知，一位学院里的标兵式优异生C坦诚自己对大学学习产生了怀疑与动摇，追问后才得知，该生去年期末考试成绩皆在90以上，绩点达到恐怖的4.0以上，却依然与奖学金失之交臂。
原来，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是综合测评，而并非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原本综合评价是好事一件，有利于打破唯分数论单一的评价方式。然而在综合评价时，是否担任学生会干部、班级干部、参与社团、竞赛获奖以及志愿服务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最终的评奖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该生因为两耳不闻窗外事，较少参与学生会工作与课外竞赛，因此加分项较少，最后即便算上各类加分后，排名也从第一掉出前十。
对于这类学习本位型学生的评价，在高校中也存在着两极口碑的分化。一般而言，行政辅导员老师更喜欢参与积极参与学生工作、多方面发展的学生，而专任教师则更希望学生将更多时间花在学习上(参与学生社团与竞赛过多的学生，常常需要上课请假比赛、训练乃至演出)。学生能否全面发展，一方面与其本人的“能力”及意愿有关，另一方面也更与其所在家庭能够提供的视野、资源有关。
毋庸讳言的是，就笔者所在的学校，来自沿海发达城市的学生往往兴趣视野、表达能力要优于偏远山区及农村地区的学生。这一点也让笔者联想到高考招生中的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原意是希望在自主评价招生时招到不只是会考试的学生，但与之相伴的另一面，则是催生了大量辅导申请自主评价的中介，协助高中生申请专利、撰写论文，甚至出现高中生发SCI的“惊人”新闻。
评价机制背后的问题，依然涉及资源不平等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只能说大学里面评价学生的综合测评逻辑，与评价教师的数目字管理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完美复制了社会中资源分配的逻辑，无非是版本迭代的区别。
而今天青年教师之所以对越来越繁重的考核变得麻木，原因就在于他们早已在学生时代经历过类似考核方式的毒打。(例如，笔者读博时就经历过需先行垫付学费，再通过年终考核决定是否全额返还的考核体系了)。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上述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难道教育管理部门没有注意到吗?
的确，在中国谈高等学府，不能只关注其受市场配置的一面，还要意识到其主要收入仍来自国家或省财政的拨款，也就是通常被称作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一面。
应该说，从教育部颁布“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以及出台一系列鼓励教学的措施之后，评价方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比如有省级以上教学竞赛的获奖可以竞争教学类职称等等。
从高校中各学科的区别而言，教学的确对人文学科的学者有着更大吸引力，这和蔡老师在回应中提到的士大夫传统密切相关，但也有一些现实因素。
在今天的大学，刨去“科研”这条对部分人康庄、对另一部分人羊肠的道路以外，工科专业教师可以接企业横向项目，社科(法政经管)等专业教师常与地方需求深入绑定，而人文学科、特别是普通院校的文史哲专业教师，如果在科研上无法取得更大成就，唯一可以释放其十年寒窗积累的退路(用蔡老师的话说是“守护自己的尊严”)就是课堂。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类课堂实录类书籍中，文史哲的讲课稿是最受欢迎的;在高校的通识选修课中，也往往是趣味横生的人文课程拔得头筹。但即便如此，现在的文科课堂依然面临着科研导向型备课、课程教务管理要求过多以及新知识媒介等多方面挑战。
四、鲸鱼不能失去自行车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某小众专业师资力量不足，借用其他系教师L上课，L老师科研成果丰硕，但研究领域比较专门且没有团队，因此常为结项发愁。
接到兼职上课消息后，L老师热情应允了，但后来发现期末评教时学生怨声载道，原来L老师将科研任务(翻译、文献整理)等变成作业，分包给该专业的本科生，关键是这些科研内容与该系学生不能说是联系紧密吧，至少也是毫无关系，为此学生打趣道：“我们不能失去这些作业，正如鲸鱼不能失去自行车”。
在传统观念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变了味的科研会影响教学的变味。
五、鲁迅遭遇“智能路障”
教师S曾在课堂讲授鲁迅，并要求学生根据具体文本做口头报告。某次，一位学生报告极为精彩，不仅有文本细读，还参考了部分鲁迅研究的前沿成果。S教师刚博士毕业不久，由于工作所在学校层次不高，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寥寥无几，因此以为发现璞玉，遂在课间与该生进一步交流。学生坦言自己的报告参考了某位学者的成果，S师高兴地追问是哪位学者，学生答曰B站“智能路障”老师的鲁迅专题。当然，等S师自行补课后，才得知“智能路障”老师的确是B站优秀知识区up主。
在大平台、自媒体塑造的当下信息传播新方式中，是非常讲究细分赛道的，知识区的up主往往会为一期十几二十分钟的视频(相当于大学中的半堂课)而花费数周、甚至更长时间去准备，因此在个别话题的深度与趣味性上，一定是领先于因埋头写课题而备课时间不足的大学老师的。为此，一部分负责的教师能做的，只有加大自我剥削，利用夜晚、假期等个人时间去看书、备课，这也是为什么近年青椒身心健康皆受到较大损害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对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生存状况挂一漏万的描述，此外诸如行政兼职、挂职与班主任要求、繁琐财务报销制度等不能一一例举。
这时候也许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在当下如此注重“投资-回报比”的时代，为什么还有前赴后继的猛士选择这道窄门呢?
回到话题的缘起，蔡老师仰慕的历史人物是田横这样的义士，很多从事高校教师的人在一开始，应该也和蔡老师一样，身上有未完全被驯化、残存的古典价值光芒。光芒虽微弱，但也偶然会在课堂中求知若渴的眼神与心领神会的一笑中绽放，借用毛尖老师的话，“最好的时光在理想主义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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