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闭门造车”到瞄准市场需求、产业痛点，从论文专利被“束之高阁”到多种转化形式灵活并存，从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到产学研深度融合……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创新主体的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顺畅。
科技成果的价值在于运用。从科学技术创新到经济实现增长，转化是科技成果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2023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39.6%，连续5年稳步提高。《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显示，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8年的1.77万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4.78万亿元，增长170%。相较于过去仅为个位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组技术转移转化数据令人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深化改革精准施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制度松绑，激荡创新“源头活水”
多年来，成果转化难一直困扰着科研人员。科研院所、高校无法自主决定其持有的科技成果何去何从，相关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置审批手续繁琐，成果转化收益须上交导致无法反哺后续科研……
制度藩篱让不少源头创新的“成果”变成“陈果”，转化“无门”让源头创新积极性大打折扣。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改革已然迫在眉睫。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重新修订，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明确下放到科技成果持有人。为落实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相继颁布，形成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制度，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2021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对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规则进行明确，原本可能涉嫌“违法”的职务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混合所有”获得了法律保障。
根本性的制度障碍一经破除，就迎来了创新主体的积极响应。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激励性、优惠性和推动性政策。
从“成都十条”“华西九条”到《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北京4项新政，从上海“赋权改革”模式、四川“分割确权”模式再到安徽的“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堵点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逐步打通，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得到极大激发，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形成突飞猛进之势。
共同发力，科研产业跨界“联姻”
科技成果转化被业内形象地称为“联姻”。6种主要转化方式中，除了自行投资转化、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外，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实施转化、协商实施转化等转化方式，均需要科研人员与产业从业者的协同合作、联合攻关。
“制度松绑让转化各方变成了推进成果落地的‘同路人’，但当前转化实践中常常出现学术和产业合作的‘一锤子模式’，即便资金充足、意愿一致，也难有效配合。”盛邦安全董事长权小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者关心的是科学问题，企业家面对的是产业痛点。双方思维‘脱节’是转化难点之一。要让产学研合作顺畅，需要把产业问题转换成科学问题，弥合语言体系的隔阂，使双方变为‘同道人’。”
从“同路”到“同道”，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盛邦安全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将测绘技术需求转化为算法等科学问题，大幅提升了全球IPv6网络空间测绘效率，最终转化为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遥测产品和平台。
除了“一锤子”买卖，“半吊子工程”也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掣肘因素。企业希望科研单位主力在项目攻关阶段能够专职，但如果权责利不明确，难以要求科研人员专职进行成果转化，进程推进往往不顺利。
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出台实施细则，不断提升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标准。从20%到50%，再到70%，甚至达到90%，权责利进一步明晰，成果转化模式逐渐成熟，大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
与此同时，技术“红娘”团队也发展起来。此前国外高校才有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转移公司等平台，在我国高校院所中也逐步建立。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的技术转移研究院等均通过开展知识产权、法律财务、企业管理、投融资等专业服务，帮助成果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双向奔赴、同向发力的“联姻”氛围愈发浓厚，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投向市场的“怀抱”，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掘新求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指出，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准确研判前沿科技发展趋势，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培育未来产业，推动科技与产业互相支撑、迭代升级。
蓬勃涌现的科技成果，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源头。如何找到催生未来产业的优质科技成果？如何培育好成果的“种子”，让其长成“参天大树”？在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积极搭建平台，牵手金融资金，掘新、求新的氛围正逐步形成，培新、育新的机制也趋于完善。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超科技”）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提供隐形提词器而被网友熟知。这家全球虚拟现实技术领军企业在得到当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后，得以顺利将原创成果转化为产品。
2022年，科技部举办首届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搭建起天使基金、新兴产业发掘优秀科技成果的平台。东超科技从全国27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总决赛最高奖。“在大赛中亮相，也为科技成果转化赢得了更多资本的青睐和合作的机会。”东超科技北京区域负责人王鹏说。
新质生产力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发展质量、能够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政府、产业、高校、金融等领域共同发力形成优质转化生态，探索创新模式，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让科技价值在经济主战场中熠熠生辉。
从“闭门造车”到瞄准市场需求、产业痛点，从论文专利被“束之高阁”到多种转化形式灵活并存，从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到产学研深度融合……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创新主体的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顺畅。
科技成果的价值在于运用。从科学技术创新到经济实现增长，转化是科技成果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2023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39.6%，连续5年稳步提高。《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显示，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8年的1.77万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4.78万亿元，增长170%。相较于过去仅为个位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组技术转移转化数据令人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深化改革精准施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制度松绑，激荡创新“源头活水”
多年来，成果转化难一直困扰着科研人员。科研院所、高校无法自主决定其持有的科技成果何去何从，相关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置审批手续繁琐，成果转化收益须上交导致无法反哺后续科研……
制度藩篱让不少源头创新的“成果”变成“陈果”，转化“无门”让源头创新积极性大打折扣。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改革已然迫在眉睫。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重新修订，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明确下放到科技成果持有人。为落实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相继颁布，形成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制度，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2021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对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规则进行明确，原本可能涉嫌“违法”的职务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混合所有”获得了法律保障。
根本性的制度障碍一经破除，就迎来了创新主体的积极响应。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激励性、优惠性和推动性政策。
从“成都十条”“华西九条”到《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北京4项新政，从上海“赋权改革”模式、四川“分割确权”模式再到安徽的“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堵点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逐步打通，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得到极大激发，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形成突飞猛进之势。
共同发力，科研产业跨界“联姻”
科技成果转化被业内形象地称为“联姻”。6种主要转化方式中，除了自行投资转化、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外，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实施转化、协商实施转化等转化方式，均需要科研人员与产业从业者的协同合作、联合攻关。
“制度松绑让转化各方变成了推进成果落地的‘同路人’，但当前转化实践中常常出现学术和产业合作的‘一锤子模式’，即便资金充足、意愿一致，也难有效配合。”盛邦安全董事长权小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者关心的是科学问题，企业家面对的是产业痛点。双方思维‘脱节’是转化难点之一。要让产学研合作顺畅，需要把产业问题转换成科学问题，弥合语言体系的隔阂，使双方变为‘同道人’。”
从“同路”到“同道”，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盛邦安全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将测绘技术需求转化为算法等科学问题，大幅提升了全球IPv6网络空间测绘效率，最终转化为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遥测产品和平台。
除了“一锤子”买卖，“半吊子工程”也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掣肘因素。企业希望科研单位主力在项目攻关阶段能够专职，但如果权责利不明确，难以要求科研人员专职进行成果转化，进程推进往往不顺利。
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出台实施细则，不断提升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标准。从20%到50%，再到70%，甚至达到90%，权责利进一步明晰，成果转化模式逐渐成熟，大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
与此同时，技术“红娘”团队也发展起来。此前国外高校才有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转移公司等平台，在我国高校院所中也逐步建立。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的技术转移研究院等均通过开展知识产权、法律财务、企业管理、投融资等专业服务，帮助成果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双向奔赴、同向发力的“联姻”氛围愈发浓厚，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投向市场的“怀抱”，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掘新求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指出，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准确研判前沿科技发展趋势，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培育未来产业，推动科技与产业互相支撑、迭代升级。
蓬勃涌现的科技成果，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源头。如何找到催生未来产业的优质科技成果？如何培育好成果的“种子”，让其长成“参天大树”？在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积极搭建平台，牵手金融资金，掘新、求新的氛围正逐步形成，培新、育新的机制也趋于完善。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超科技”）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提供隐形提词器而被网友熟知。这家全球虚拟现实技术领军企业在得到当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后，得以顺利将原创成果转化为产品。
2022年，科技部举办首届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搭建起天使基金、新兴产业发掘优秀科技成果的平台。东超科技从全国27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总决赛最高奖。“在大赛中亮相，也为科技成果转化赢得了更多资本的青睐和合作的机会。”东超科技北京区域负责人王鹏说。
新质生产力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发展质量、能够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政府、产业、高校、金融等领域共同发力形成优质转化生态，探索创新模式，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让科技价值在经济主战场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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