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近年来，国家药品监管体系持续与国际接轨，鼓励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药物创新，中国医药产业迎来最活跃、最快速发展的创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医药创新发展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靶点、适应症同质化便是其中尤为突出且难以根治的问题之一。
那么，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如何实现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突破、超越发展？
德勤公司此前调查分析了15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后，发现这些公司在2021年开发一款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平均为20.06亿美元，远高于2013年的12.96亿美元；平均研发周期是6.9年。研发周期逐年延长，这主要受临床试验日益复杂化、药物研发多靶点及复杂性增加，以及追踪试验患者难度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
临床试验投入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使得不少小型创新药企折戟，半路退出竞争，而部分有幸可以继续投入的企业，也不得不面临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压力。
在同质化竞争层面，中国药促会曾经做过一份调研：在全球前十大热门靶点中，全球在研药物的研发数量占比为22%，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47%。例如，PD-1/PD-L1靶点药物的全球市场表现显示了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显著地位，2023年全球市场规模已超过466亿美元。典型案例包括替尼类药物；肿瘤免疫中的PD-1、CD3；在细胞治疗中，以CD19为靶点的CAR-T，其临床试验数量比PD-1还多两倍。
同质化带来的后果已显现：国内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创新赛道拥挤，要素价格飙升，资源浪费严重；同时，资本泡沫化，非理性投资盛行，大批Biotech公司被行业大潮裹挟，缺乏对公司战略和核心竞争力的深入思考，最终药企和资本均难获预期回报。
谈及当下创新药企的研发现状，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终身教授李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五年前自己曾提出，当时全国有140多家企业在研发PD-1单抗，五年过去后，只有大约10个项目成功上市。这意味着130多个项目都已失败，实际上并无必要。如果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小型biotech企业只需专注于1—2个核心产品研发布局，这些产品同样可以定价略高，实现高质量的商业化。
“未来我们需要保护创新企业的利润，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和盈利空间，以进一步开发新产品。”李进教授说。
《医药工业“十四五”期间产业升级突出进展和产业技术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以来，共有113个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是“十三五”期间获批新药数量的2.8倍，市场规模达1000亿元。另据行业数据，2015年-2022年中国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持续上涨，截至2022年中国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达到2759亿元左右，同比上涨15.68%。
李进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肿瘤药物开发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正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研发，细胞疗法和免疫疗法成为热点。近年来，中国批准的抗癌新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发现的，首创候选药(first-in-class)也在涌现。这些进展表明，中国在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正快速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在国际生物医药舞台上已在三个关键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小分子靶向药物、单克隆抗体和ADC药物。”李进教授说。
2014 年，Keynote-001 试验的启动为肿瘤免疫学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开启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 PD-1/PD-L1 抗体）治疗的黄金时代。数千个临床试验的启动和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入，使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成为了突破性的研究方向。
ADC 药物是继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后的又一新型手段，用于对抗恶性肿瘤。 ADC 药物因兼具抗体的高特异性和细胞毒素的高抗肿瘤活性，安全性更加可控，是目前肿瘤治疗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之一。
虽然国内 ADC 研发起步较晚，但在快速跟随策略下，已经成为全球核心参与者。根据 Insight数据，国产 ADC 新药约占全球管线的 40%，成为全球ADC研发的核心参与者。同时，已有 20 个国产 ADC 新药获批 FDA 或 CDE 特殊审评通道认定。靶点中既有已有产品上市的 HER2、TROP2、Nectin-4、FRa、CD79b、TF 和 CD20 等确定性高的产品，也有 EGFR、CLDN18.2、MSLN、HER3 等新兴靶点。
李进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2024年，根据华泰证券的统计，国产创新药对外BD数量达71项，同比2023年同期61项增长16%，总金额达405亿美元，同比2023年同期262亿美元增长54%。同时，中国创新药企通过技术转让、国际注册认证等多种途径，与欧美国家的领先企业进行了7至8个项目的转让。
“这不仅展示了我们技术的进步，也反映出资金短缺的问题，否则我们更倾向于继续自主研发。这表明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仍需努力追赶，”李进教授说，“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双特异性抗体（双抗）和ADC领域可能会实现重大突破。”
事实上，今年有关ADC与双抗的进展也是不断。以双抗为例，11月14日，默沙东与礼新医药签署33亿美元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条款，默沙东将独家获得礼新医药正在研发的创新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LM-299的全球开发权、生产权及商业化许可。礼新医药将获得5.88亿美元的首付款。基于LM-299多项适应证的技术转让、开发、获批和商业化进展，礼新医药还将获得最高27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据李进教授透露，LM-299临床研究由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推进。
一直以来，李进教授作为肿瘤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不仅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致力于推动新药研发和临床试验的开展，作为Leading PI参与的新药临床试验200余项，助推10余款抗肿瘤药物在国内外上市。
而在这几年，国内临床试验参与热情高涨。根据最新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临床试验登记数量首次突破4000项，达到4300项，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26.1%。其中，新药临床试验受理号的登记数量达到2323项，相比2022年的1974项，实现了17.7%的增长。此外，境内申办者占比超过90%，显示出国内药企继续保持较高的研发热情。
在适应证方面，抗肿瘤药和皮肤及五官科新药仍是研发的热点，分别占比28.7%和9%。此外，罕见病和儿科疾病的临床试验也有所增加，分别有119项和104项试验登记。新药试验中，近70%为1类新药，显示了中国新药研发的创新性和效率。
但另据行业机构披露的数据，相较于国外药企而言，国内药企进行肿瘤临床试验的比例显著偏高。同时，国内药企在临床试验阶段上，I期试验占比偏大，而III期试验占比则相对较小。
在创新药研发热情高涨的当下，管线扎堆、靶点同质化成为共性问题，而理性选择项目也成为关键。“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同质化竞争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行业的蓬勃发展，资本的大量涌入和企业的纷纷成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李进教授指出。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企业数量在过去几年中显著增长，截至2022年6月29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主要企业已达到27057家。相比之下，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上榜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分别为7家和9家。尽管中国在企业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但美国药企在市值和研发能力上仍保持领先。众多的小微企业自然催生了激烈的同质化竞争。
“我们选择临床试验项目会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尤其看中产品的独特性。”李进教授强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近日，上海高博肿瘤医院也宣布了一项临床试验项目，与本土药企艾美斐医药就其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靶向CCR8的小分子拮抗剂IPG7236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根据协议，高博医院将在现有的临床试验的基础上继续推动IPG7236的II期临床，由李进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PI），全面负责IPG7236临床II期试验。
据披露，IPG7236为全球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CCR8小分子拮抗剂，是一款新型广谱抗癌药。目前处于I期临床试验向II期临床过渡阶段。临床I期试验阶段性结果显示，该药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初步的有效性。
与同靶点的具有ADCC功能的单抗相比，IPG236通过精确掩蔽肽设计和靶向新型抗原表位，展现出更强的ADCC功能，并具有显著的安全性优势。艾美斐对该产品享有完全独立的知识产权，且相关专利已获得授权。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在完成I期剩余的剂量爬坡后将及时开启II期临床试验，探索IPG7236与PD-1单抗联用对包括三阴性乳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的疗效。
“目前在研项目中，它是唯一的小分子CCR8抑制剂。目前国际上开发的CCR8抑制剂多为单克隆抗体，存在一定的毒性问题。而IPG7236在临床前研究中已显示出低毒性，那么它在临床上自然更具吸引力。这正是我选择与艾美斐合作的关键所在。”李进教授说。
在选择临床试验项目时，仅仅有优质的项目标的远远不够，将新药推向市场及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是制药公司关注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随着临床试验项目设计越来越复杂，临床研究费用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种复杂性通常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例如，一方面，随着监管要求的日益提高，新药除了需证实其安全有效性外，还必须展现与现有疗法相比的额外价值；另一方面，针对特定疾病亚群或罕见病患者的临床研究，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如今，不少创新药企的临床试验项目面临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作为临床工作者，我们可助其一臂之力，使其能够持续前行，通过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来吸引资本投入，促成跨国公司收购，或获取足够资金进行自主开发，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举措。”李进教授指出，高博肿瘤医院希望建设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医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资金困难但产品优秀的企业，医院会利用有限的资源，帮助这些企业充分展示其产品的特性和安全性，以便吸引外部投资。
然而，要推动优秀的临床试验项目顺利开展，仅凭一己之力显然远远不够，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着手，加速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实际上，此前也有不少业内人士直言：当前，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对生物制药产业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需要在法规、政策和资金方面对生物制药企业进行引导。
“有时候，资金并非最关键的因素，政策才是核心。一旦资本投入，必须确保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如果国家在退出机制上设置障碍，使得资本无法退出，那么资本就不会轻易进入。缺乏恰当的政策引导，生物制药企业将难以发展。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将生物制药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并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以推动该行业在新时期迈上更高的层次。”李进教授强调，中国目前的问题不在于缺乏人才和技术，而在于缺乏恰当的政策。
“在国家层面上，如果生物制药行业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或改进措施，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将难以发展。特别是资本的退出机制，国家应当为此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李进教授强调。
正如长江、黄河之水需有顺畅之道，若下游受阻，则易致洪灾。因此，保持水流畅通，至关重要。解决方案是可以将河道拓宽，加深河床，甚至挖掘旁侧的引流渠道或扩展长江的出海口。“保持水道的通畅，可以建设大坝以利用水力发电。相反，绝不能建造大坝阻断水流，否则将引发洪水暴发。”李进教授举例道。
这也意味着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其他相关政策，例如商业保险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商业保险的引入机制，通过创新机制支持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这只是众多措施中的小部分，但却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若企业投资不足，退出机制不畅，资本自然难以流入。”李进教授指出。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7-17299-0.html专访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李进：医药产业技术人才充足，资本退出机制体系构建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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