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是母校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的50岁生日。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天的期盼，时不时让自己穿越时光隧道，重现那与聊师的一幕幕、与《聊城师院报》一起走过的日子，清晰如昨，浮现眼前。特别是珍藏在我办公室书橱里的“三件套”，让我感觉到自己在母校身旁从未走远，年过半百的我依旧在恰逢盛年的母校的视线里。
1989年的9月4日，我跨进了聊城师范学院的大门，这是35年后我仍旧清楚记得的日子。回望来时路，母校在我的青春岁月里留下的深深烙印，历久弥新。
念我母校，惠我实多；忆我师长，育我实多。
院报记者证
我至今珍藏的“三件套”之一，是我的《聊城师院报》记者证，编号第102号，有效期1990年12月至1993年7月。尽管当年的照片青涩之极，惨不忍睹，但这个瘦长版的黑底金字记者证，是我在整整四年大学里最喜爱的，跟毕业证、学位证难分伯仲。
1990年的三月间，正在中文系读大一的我，终于在院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我们又帮厨来了”》，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心里那个美呀，妙处难与君说。也就是从这开始，除了日常的专业学习以及学生会的事务之外，我把自己都献给了院报。
想想那几年，手中的笔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纯手工方格稿纸写稿，那时电脑还遥不可及），胆子也挺大：消息、通讯、评论、散文随笔等等，随想随写，写了就兴冲冲地爬楼到院报编辑部送稿子，然后就是扳着指头算出报纸的日子。一旦当期的院报有自己的稿子，不管一二三四版，不管啥体裁，那就高兴大半天，然后整齐地叠起来，放在床头的箱子里。通常，在发稿费的日子里，会呼朋引伴去食堂打一份肉菜，犒劳一下。还有的时候会攒着钱，去北门外（西校区）的地摊上淘自己喜欢的旧书。我的第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是在当时的办公楼东面的小书亭里买的，定价16.9元，至今还在我家的书架上。
当院报记者的日子里，很傲娇也很有自信。不管是学校的大型会议还是哪个系的文体活动，直接赶到现场去采访，要是有人拦，就说“我是院报记者”，不等人家反应过来就大摇大摆走进去了。暑假里，采访备战省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们，冒着大毒日头，跟着运动员一起流汗，几天下来脸晒得黑乎乎的；冬季，采访十公里越野的获奖者，自己也是跑得气喘吁吁生怕漏过一个细节。最难忘的是1991年的11月中旬，为了写一篇全院师生学习钱学森的稿件，先是在办公楼会议室听会，然后打电话联系采访时间，爬办公楼，上宿舍楼，折腾了大半个下午，揣着十多页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回到宿舍，顾不上吃饭就开始写，到了熄灯时还没写完，只好到一楼传达室那里，借了个小方凳，在昏黄的电灯下，摊开稿纸继续写……当稿子在院报大篇幅刊登，后来又在《聊城日报》头版刊登后，那些劳累早已经烟消云散。
追随《院报》的那些日子里，“乒乓牛人”王刚总编机敏诙谐、多才多艺的马中祥老师朴实真诚、慈祥和善的宋宝和老师大度沉稳，深沉写在脸上的姚启明老师平实谦恭，直来直去的王凤刚老师快言快语，都令我和同伴们感觉“院报如家”。还有时任编辑助理的历史系付建民、张辛同学，对我的投稿总是不厌其烦，反复润色修改，关照有加，古道热肠。往事并不如烟。毕业后，跟建民、张辛在济南工作，经常见面，这不是莫大的缘分吗？
当了几年院报记者，除了发表过百余篇作品，还多次被评为模范撰稿人或者先进个人或者优秀记者。这些荣誉对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而言弥足珍贵，至关重要。再后来，王秀清老师担任《聊城大学报》总编，2017年在成都的全国高校校报年会上囊括好新闻评选6个一等奖，堪比清华北大，一时传为美谈，让我等望尘莫及。那时我已经担任省内一家大学校报的社长兼主编。这些年来，我经常在培训会上讲起我与《聊城师院报》的故事，还约法三章：学生记者的稿费就高、给学生记者颁发年度评选表彰的奖品不怕花钱、学生记者评优或就业或考研全力相助……
作家老舍先生曾说：“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它是清醒的、意识的、自动的、努力向上的生活，而且是后半世生活的根基。”诚哉斯言。青春与梦想在菁菁校园得以激活与升华，聊师如同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我的青春则在这片土壤上汲取营养、不断地提升自己。现在的我，静下来时常会想起，如果1989—1993年我与院报没有这份不解之缘，那我现在会怎样？尽管这个记者证是一个短期的“内部粮票”，但却给了我信心和远方，给我插上了为梦想而努力的翅膀，让我一路走来，坚定且从容。
泛黄的剪报本
我把在聊师读书期间发表的作品做成了一个剪报本，这是“三件套”之二。
到1993年7月临近毕业之时，我已经在院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聊城日报、鲁西晚报等发表文章百余篇，那时都插在一个大号的硬皮本子里。毫无疑问，当年我毕业来省城工作，这些作品显然是给力的。
敝帚自珍。我把这些作品从聊城带到了济南。刚工作的一个月，就用当时的针式打印纸厚厚的订了一个本子，横式的，左边的针孔里用金色的四丝绳穿起来，然后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作品按照发表的时间为序，做成了一个剪报本。记得刚开始认识女友时，给她翻看这个，一下子加快了我们的恋爱进程。
这三十多年来，不管我在哪个单位或者调换办公室，这本剪报本始终是我的“心头肉”“掌中宝”，因为这里面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母校情缘、有我的新闻梦想。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四五年间，一度想走出大学校门，跳槽到社会新闻媒体去谋职。当时有几次报名面试的时候，都是带着这本剪报本去的。很显然，对方翻看的这本剪报本，是给我加了“印象分”的。
后来，尽管没能从大学校园走出去，但是，从聊师中文系、从院报修炼的爱写东西的好习惯一直没有搁下，哪怕工作忙或者家务事多。这本剪报本，是我的起跑线，也是母校赋予我的“童子功”。从参加工作至今，无论是为评职称、报课题的学术论文还是自己喜好的新闻评论、散文随笔，有了想法就写出来，然后投稿，等待发表。及至年岁渐长，在单位被人家奉承为“一支笔”“笔杆子”云云，自己谦虚几下就笑纳了，呵呵。
如今，这本剪报本已经泛黄，里面的作品（报纸）更显古旧。但是，看到一篇作品时，当年的那些事儿依稀可见。比如，1990年9月，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之际，我和山泉、山石合作的《圣火，点燃了祖国之爱》在院报三版刊发，大标题加大图片，很有冲击力。文章发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看书，几个高年级师兄怒气冲冲地闯进来，质问我，“我们班也为亚运会捐款了，为什么没写进去？”我一头雾水，哭笑不得。在旁边的班长连忙解围，应付了事。后来，这几位师兄也在济南工作，大家相聚时聊起这件“糗事”，一笑泯恩仇，罚酒了结。
这么多年来，我在大学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凭着这本剪报本，也跟许多的社会媒体记者“打得火热”，毕竟有共同语言吧，让人家感觉“老于不算外行”。更奇妙的是，凭着聊师校报记者的这一段经历，也结缘了任立春、孙荣光、王黎等年轻的校媒人。
不管今后我在哪里，这本剪报本都会和我厮守相伴，不离不弃。
厚厚的通讯录
“三件套”之三，是一本厚达653页的《聊城师范学院校友通讯录》（1974-1999）。当年是母校建校25周年校庆，至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矣。
墨绿色的封面，显得青春朝气；茅盾先生题写的“聊城师范学院”六个大字俊雅清朗；扉页上有季羡林先生手书的“敬业博学 求实创新”校训；还有校歌《飞向美好的明天》等等。
《通讯录》的正文是黄纸黑字，分为历届学生校友、历届研究生校友、现任教工校友、在外教工校友、离退休教工校友、调出教工校友等六个部分。当时，全校共有15个“系”，还没有“系改院”。
我们中文系八九级二班在第51-52页。我们是个中师推荐班，绝大多数同学是先毕业于“小中专”，后经推荐考试来的聊师。入校时全班40人，到大三时又来了10位专升本的同学。到毕业时，仅有四对牵手结缘，成功率委实不高。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毕业照片渐渐发黄，跟2003、2013、2023年的夏天先后举办10年、20年、30年班庆回母校的照片相比，当年意气风发的领导老师们大多退休，颐养天年，而我们中男同学的头发少了肚子大了眼睛花了，女同学的脸蛋也不如当年的水灵剔透……改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情缘。
“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这是流传于哈佛大学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哪怕飞得再远、再高，也需要有几座歇息的暖巢。这样的暖巢一辈子没有几个，除了故乡，便是见证我笑过、哭过、爱过、走过的这所大学——聊大。如果说这本《通讯录》是一条纽带，它缠连着我和母校；它又像一条桥梁，维系着我和青葱大学岁月的所有过往。这些年里，装在大信封里的《聊城师院报》或者《聊城大学报》定期翩然飞至我的办公桌，哪怕期间从A单位调到了B单位C单位，母校校报依旧把我记在心上，总牵挂、不曾忘。
青春如舞，岁月如歌。聊大是我漫漫人生征途的一个重要而珍贵的驿站，因为这里存放着我数不清的青春记忆。那些岁月在心底，已渐渐凝聚，我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本《通讯录》，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我的书橱里，透过透明玻璃，它犹如一双满是善意、眷顾的眼睛，督促着我不敢懈怠，用力向前。
永远地感恩聊师，今生有你；
真诚地祝福聊大，生日快乐！
（作者于洪良，1989级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现任山东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校报社长、主编，教授、博士；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高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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