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杜颖的工作和家庭矛盾日益严重。
她的女儿已经1岁半,出生以来一直由奶奶照顾,可是1个月前,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回老家休养,杜颖只好接过了看管孩子的重任。
她的解决办法是居家办公,兼顾工作和家庭。“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短时间单位还能同意,如果耗上半年无论如何是说不去的。”杜颖说。
杜颖的当务之急是找一家自己放心的托育机构,但抛去服务质量不说,她多方寻找,也没在家附近5公里之内发现托育机构的影子。
托育,成为杜颖这样大城市白领的迫切需求,其一方面关系婴幼儿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关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近期各省份两会上,增加托位成为热点话题,各地也纷纷明确指标,大力推进这项工作。
然而,家庭对托育需求极其强烈的同时,现有托位的利用率却不高,从而形成了“总量不足、存量过剩”的扭曲格局,其中的症结在于价格,发展托育的重点,是提供普惠性托育。
地方两会上,各地纷纷晒出2023年托育供给成绩单:北京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2至3岁托班,213所幼儿园新增6039个托位。上海市新增社区托育托额5308个。山东省新增婴幼儿托位4.7万个等等。
然而,已有托位的分布并不均衡,很多位于中心城区。杜颖的家在北京郊区通州,生活配套设施不足,“可以说托位一位难求”,杜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目前北京市共有社会化办托、单位办托、社区办托587所,托位约3.3万个,加上283所幼儿园办托的9000多个托位,托位总数约4.2万个。但北京市2021年、2022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3.9万、12.4万人,托位数与3岁以下婴幼儿数相差较大。
重庆市人大代表、荣昌区卫健委主任唐敏也介绍,当前重庆市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只有5.49%左右,低于托育服务需求比例。
从全国来看,托位总量与需求和目标也有较大差距。
2023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指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滞后预期。
2020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1.8个,目标是到2025年增长至4.5个。
托育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因为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大幅度上升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生育意愿降低。”唐敏说,“新生人口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人口工作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建议多渠道降低生养成本,提升群众生育意愿。”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各地纷纷加大了2024年托位供给力度。
北京市提出支持公办园、民办普惠园、托育机构参加普惠托育试点,新增1万个普惠托位。重庆市提出新增婴幼儿托位1.1万个。上海市提出新增3000个公办幼儿园托班托额、7000个社区托育托额。
这三大直辖市提出的2024年目标,均高于2023年实际完成情况。
虽然各地在加大托位供给力度,但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平均托位使用率只有35%左右。
唐敏介绍,重庆市场上托育服务机构大部分为营利性机构,收费标准相对偏高。
北京市政协委员、澜之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雪松指出,目前托育机构存在“总量不足、存量过剩”的问题。他调研发现,无论是幼儿园办托、单位办托还是社会办托,都存在“一娃难求”的问题。
“根据前期调查,我市托育机构95%以上为营利性机构,托位使用率为35%左右,托费贵和接受度不高,导致托位总量不足和存量过剩并存。”张雪松在2024年1月23日北京市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案协商会上说。
“为确保民营托育机构发展,我建议提高民间资本参与托育服务供给积极性。”湖南省人大代表、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八家村村民许玲莉说。
许玲莉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民营托育机构运营较为艰难,生存面临巨大的问题,一是生育率持续走低,收托生源逐步减少。二是幼儿园开办托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三是盲目增加托位供给,服务资源相对过剩。
调研走访的几家民营托育机构,入托率超过50%的少之又少,部分民营托育机构入托率甚至不足20%。各民营托育机构均反映招生困难。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表示,当下托育服务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托位供需矛盾大,普惠托位少;托育机构发展难,经营压力大;专业人才缺失,质量参差不齐这三个方面。
“托育机构前期投入大、运营成本高,多数家庭距离远、不方便和价格高无法送托,大量托位闲置又导致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更高,甚至亏损倒闭,已形成恶性循环。”洪秀敏说。
如何破解“总量不足、存量过剩”的结构性问题?
洪秀敏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她指出,要健全普惠托育机构认定标准、支持标准、收费标准和管理规范。可着眼“一刻钟”托育服务圈,聚焦近家、近单位两类重点区域,挖潜社区资源,新建、改扩建一批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社区托育机构。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工业园区通过自建或合建、委托第三方等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开放。
目前,北京全市用人单位办托班只有24家,提供托位仅1055个,发育严重不足。办托入托率较高的主要是职住合一的用人单位。
资金短缺是用人单位办托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赵丽君建议,将用人单位办托纳入全市普惠托育服务工作总体规划,统筹运用现有财政资源,建立专项资金保障,借鉴公立幼儿园开办费补贴模式,为用人单位新建托育园所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在《“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被列为非基本公共服务。唐敏建议,将托育服务体系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托育服务机构建设补贴制度,将普惠托育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对于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班一定金额的一次性补助;对于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可向财政申请补贴。
据报道,2023年10月起,北京市试点普惠托育。各区普惠托育价格降至每月1500到3800元不等,平均约为每月3000元,比试点前平均价格下降一半以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俊彩介绍,北京市将继续加大对社会化托育机构转普惠的支持力度。
开展普惠性托育,实行托幼一体化是关键。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282所幼儿园举办2至3岁托班,可提供托位9024个。
在2024年1月24日北京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主任李奕介绍,2024年,北京市教委将积极构建托幼一体化工作体系,支持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参加托育服务,依托优质园开展托幼一体化试点。
刘俊彩也表示,北京市加大托位供给将以公办幼儿园下沉办托为主。
云南省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爱心幼儿园保育员李祖双指出,随着社会出生率下降,包括云南在内的幼儿园生源出现了下降情况,一部分幼儿教师很可能面临无人可教的状况。为了加大托育机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有条件的民办幼儿园可以增加开办托育服务。
“毕竟我们幼儿园的教师有专业优势,可以开设与婴幼儿成长特点相适宜的专业课程。”李祖双表。同时,她建议云南加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在岗托育转岗免费培训,推进托育机构保育师、育婴师等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专业的教师队伍。
“我们非常希望能开设托班,近年来出生人口减少,幼儿园生源直线下降,开托班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保证未来三年的幼儿园生源。”北京市海淀区一所营利性幼儿园园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但目前,能否开托班需要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托育由卫健部门负责,幼儿园则由教育部门负责,我们平时和卫健部门沟通联系较少,给审批带来了一些困难。”上述幼儿园园长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推进托幼一体化,必须解决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要加强部门合作,破除条块分割,强化统筹;二是必须把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幼儿,纳入财政预算,参照招收3-6岁幼儿,保障生均经费,并提高幼儿园的师幼比。
熊丙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按职能分工,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负责,托育则主要由卫健部门负责,两者缺乏有效统筹。在学前教育学位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各自负责分管领域问题还不大,而在学前教育学位出现“多余”的情况下,就必须统筹考虑了。
“从长远看,要把托幼一体化作为发展普惠学前教育与托育的基本政策。”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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