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银璐
“这两件方形虎钮银印是土尔扈特部东归回到祖国后，由乾隆皇帝颁授给该部首领的一组银印中的两件。整组印中有汗印、盟长印、旗长印。它们是清代中央政府授予地方官员行使管理权的象征。”1月24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邓丽在馆内展厅向参观者介绍。
这组土尔扈特印中唯一的一件汗印藏于新疆博物馆，印面錾刻着“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字样，意为“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边款印着“乾隆肆拾年（1775年）玖月礼部造”。因为颁授印信时，带领土尔扈特部完成东归壮举的最高首领渥巴锡已去世，所以由他的长子策凌纳木扎勒接下了这枚印信。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内的土尔扈特印。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银璐摄
而珍藏在伊犁州博物馆的两件印，一件是“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之印”，意为“忠诚的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之印”；另一件是“管理旧土尔扈特部西旗札萨克之印”，这是旗长印。
明朝初期，瓦剌部翻越阿尔泰山进入现今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个部，史称卫拉特四部。其中土尔扈特部生活在现今新疆塔城地区一带。17世纪30年代，这支部落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继续着游牧生活。
据记载，土尔扈特部在18世纪长期受到沙俄的压迫欺辱，“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公元1771年，渴望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决定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东归。这条历时半年多的归家之路无比坎坷，他们遭遇沙俄军队的追杀，还被瘟疫疾病、恶劣环境困扰，一路大量减员。
据《清史稿》记载，“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十万，牲畜十存三四”。当衣衫褴褛的东归队伍终于达到伊犁河畔时，出发前的17万人仅剩7万余人。
历经磨难和苦楚的渥巴锡在见到伊犁将军伊勒图时，献出了一枚被部落保存了361年的印，在林则徐撰写的《清抄本林则徐等西部行纪三种·西域见闻录·土尔扈特投诚纪略》中记载“并献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年）汉篆敕玉印一颗”，说明土尔扈特部的先辈在明代就受到了中央政权的册封，是明朝的臣民，保存印信至此时，表明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央政权管辖的认同。
明代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册封各地的首领为王。哈密、亦力把里、吐鲁番、瓦剌等地方首领都由朝廷册封并颁授印信，同时中央政权还授予西域各地首领都督的官职，意在“辅守疆土”。
据记载，明朝颁发给西域各地首领的印信除了是“委任状”外，还是朝贡、互市时的重要凭证。马市是明代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互市的固定场所，由中央政权设置地点，决定每一次的开市时间，印信是西域各地请求互市的必要证明。这可能也是土尔扈特部在数百年的不断迁徙中，仍然保存“明永乐汉篆敕玉印”的原因之一。
这枚玉印与后来清政府颁授给土尔扈特部的银印，在相隔365年后达成呼应，实证着历史上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管辖和治理，以及各民族之间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
《乾隆帝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来源：新疆博物馆）
东归之后，土尔扈特部7万余人员的安置是清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而其阽危求息，状亦甚惫”。如何让土尔扈特部安定下来、生活下去呢？
清政府本着“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的原则，举全国之力，从各地调拨物资赈济，发动军民捐助。
据《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载，清政府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调拨大量银钱、牲畜、皮草等，帮助土尔扈特部维持生活，接着将各部分批安置在新疆地区各个水草丰茂、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地方，如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流域、今天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乌苏市、精河县等。土尔扈特部至此开始了新生活。
今天，在河北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里，还立着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的乾隆皇帝题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石碑。
“迎接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并完成妥善安置，体现了清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能力，也是有效管理西域的证明。”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说，安置土尔扈特部的过程也深刻呈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今天，在进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可以看见龙山顶上一座威严的东归英雄纪念塔，它一直远眺着祖国大家庭里各族百姓和谐安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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