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实习生 王嘉琪 北京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不仅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工作任务的第一位，并且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更突出了“因地制宜”。当前如何调整好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有何深意？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群慧。
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群慧（受访者供图）
黄群慧指出，今年5%的增长目标彰显了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决心。实现这一目标，需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提振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有效投资，要将 “投资于物” 转向 “投资于人” 以拉动消费，构建良性国民经济循环，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发展新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布局未来产业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要警惕地方一哄上，更不能盲目求“新”而忽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21世纪》：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技条件差异显著，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好区域优势，防止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新质”标签而忽视实际条件？
黄群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根本保证、五个必须统筹”，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的必然要求，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个是产业层面，“因地制宜”可以理解为根据具体情况来发展产业。我们基于技术成熟度可以将产业体系界定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三类产业组成的系统，各类产业因技术成熟度差异，发展机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呈现不同特征。
所以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重要，同时要警惕地方一哄而上，却忽视了传统产业。如果想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关键还是在于传统产业能否实现深度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利用未来技术和新兴技术与自身实现深度融合。就像现在强调的“实数融合”，数字技术本身是一种广泛渗透性的技术，尽管它的产品和应用可以归类为数字经济，但实际上离不开实体经济这一部分。
关键在于如何将更高级的数字技术赋能到传统产业中，使其实现绿色化、智能化的升级。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在其中的牵引作用也变得更加突出。相比以前，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产业应用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人工智能是未来技术，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时间，但现在，尤其是像DeepSeek等技术的推出，大家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变得越来越近了。
另一个是区域层面，每个地方在发展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时，关键是要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产业基础以及前期的各方面积累。“因地制宜”的核心在于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制定发展策略，这也涉及发展体制机制的问题。
对于未来产业，其体制机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例如，未来产业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但风险和不确定性极高。然而，未来产业又是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坚定投入。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尤为关键，比如各地通过“耐心资本”的培育，包括国有企业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方式来支持。
而对于新兴产业，多年来一直在发展，从统计数据看，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增速每年都比平均产业高2—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因此，需要通过治理和引导来规范发展。
对于传统产业，很重要一个问题在于大量中小企业不知道如何转型。一方面，他们难以获得技术支持，不知道如何朝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不足。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制定国家标准来引导转型升级，通过标准引导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这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明确转型路径，但接下来还需要解决技术来源和创新能力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健全创新体制机制来实现。
《21世纪》：你之前多次强调过要“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新型工业化”。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如今DeepSeek等新一批大模型的崛起，在降低算力成本、扩大应用范围方面是否有明显改善？
黄群慧：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是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技术先进性的关键路径和突出标志。现在我们鼓励要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要针对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原材料、能源电力、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构建重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知识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力发展智能产品，以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其实结合工业革命的演进规律来看。新技术经过多年积累后会有一个爆发期，然后为生产力带来质的飞跃。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积累多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进入爆发期的一个标志，这些产品降低了人工智能的训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算力“卡脖子”问题，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对我国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了这些低成本技术路线之后就觉得可以放松算力建设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然要高度重视网络、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1世纪》：之前就有 “未来会像用电用水一样地用算力”这种说法，对此应该怎么看？
黄群慧：总体来看，当前存在我国高端智能算力芯片“卡脖子”、智能算力规模远低于美国、算力资源分散等问题，DeepSeek的出现有利于缓解我国算力“短板”问题，但是随着应用范围扩大，算力总需求会增加，而随着算力总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数据流动加速，更高质量的算力网络需求也会越发突出。
实际上，随着AI效率提高、易用性增强，算力增长将遵循“杰文斯悖论”和“规模定律”，用户对AI服务的总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持续强化算力供给仍将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性的关键要求。
《21世纪》：“反内卷”、优化产能调整是我们目前产业发展的重点，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目前一些行业“内卷”的成因是什么？
黄群慧：其实内卷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来逐步剖析。
宏观层面上，自2015年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隔一段时间产能问题就被关注，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这也和我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相关。外部市场一旦出现波动，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便会凸显，这也正是我们当前大力倡导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的原因所在。
但由于目前消费需求还没有完全提起来，而生产能力依然强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往往会选择压低生产成本，降低出厂价格，进而引发了“内卷”。
其实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希望提高工人工资，提升居民收入占比，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但一些企业家也反馈过他们的顾虑，“虽然十分希望提高工人工资，可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即便提高了工人工资，生产出高质量产品、提供优质服务，却因‘内卷’严重，高价产品难以售出，劣币驱逐良币，最终还是不得不压低工人工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理想的良性循环应当是收入提高带动消费质量提升，进而促进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供需平衡。但目前在宏观层面的“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这一循环中存在短板，主要是在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这一环节，这种短板的长期积累最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导致企业为求生存陷入“内卷式”竞争。
中观层面上，主要涉及产业和区域两个方面。在产业方面，产业转型升级滞后是一个突出问题。以2015年去产能为例，产业转型升级不足，使得部分产业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或者生产出过多过剩产品，从而引发“内卷”。
在区域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内卷式”招商现象，在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号召时，各地往往一哄而上，集中资源发展某些特定行业，结果导致这些领域竞争过度，出现“内卷”。
微观层面上，主要涉及市场和企业两个方面。在市场方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力度有待加强，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在理想状态下，高质量产品理应能够卖出高价，这是市场的基本运行机制。但目前这一机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导致优质产品难以实现其价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市场中还存在诸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内卷”。
在企业方面，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许多企业因惧怕风险，宁愿选择在自己熟悉的“红海”中 停留，也不愿冒险创新去探索未知“蓝海”，这也是导致“内卷”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内卷式”竞争的现象。而当下推进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集成式改革，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21世纪》：目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GDP指标难以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否需要引入一些地方工作考核的新指标，避免地方政府为短期政绩盲目上马项目？
黄群慧: 就当下高质量发展而言，我认为地方政府确实需要重新调整考核方式。这背后有两大背景：其一，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国家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单纯依靠招商引资来推动发展；其二，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未来很多发展将更依赖于对人才的吸引，而非土地要素。
过去，土地是地方政府手中的主要资源和招商手段，但未来继续依赖土地显然不可行，地方政府必须实现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在于如何营造一个综合的、有利于吸引人才的环境，这也正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关键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并不容易，这涉及到人们心理上的舒适感，以及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转变仍有不小的阻力。
《21世纪》：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是把“提振消费”放在工作任务最前面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当前的供需关系？
黄群慧：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五个必须统筹”中的另外一个必须统筹好的关系，具体指导方针是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需求战略相结合。
实际上，经济运行存在一种循环逻辑，即“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循环，供给和需求同样如此。在这个循环中，我们需要关注不同阶段的短板所在。过去，我们在投资和供给方面投入较多力量，目前来看，消费是短板，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和支持措施，比如推进收入和就业体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优化消费场景等。要通过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来拉动消费，同时提供便利的消费条件，如技术支持、交易便利、完善基础设施等。
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最为关键。若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自然不愿消费。所以一定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
今年将提升消费放在首位，十分重要且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有效投资的支撑作用，仅靠消费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强调以消费提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本质上是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21世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为何报告专门强调“投资于人”？应该怎么投？
黄群慧：过去我们侧重投资，如今在强调消费的同时，投资应转向民生导向，需从重点“投资于物” 转变为重点“投资于人”。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投资于人”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从分配角度看，重视 “投资于人”，就是要求推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参与分配，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物不重人”、“重视物质资本不重视人力资本”的导向，激发劳动、知识、技术、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
有人或许会问，“投资于物” 和 “投资于人” 有何区别？从经济学增长理论来看，这无非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过去，我们更多投资于设备和机器等物质资本，而现在需要更多投入到人力资本上，这包括提升教育水平、增加个人工资收入等。尤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人作为更重要的因素，与数据等新要素紧密相关。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 “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基本理念依然适用，如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促进产业升级等。若民生领域存在基础设施、教育等短板，就需要通过投资来弥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于未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这些投入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将补短板与促升级相结合，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对于供需关系中的消费与投资问题，需要辩证看待，当某一方面短板突出时，必须将其置于优先位置强调，这也正是必须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的内涵要求所在。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1-42479-0.html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黄群慧：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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