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椰 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下称《方案》），从基础能力支撑、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三大维度构建国家层面的标准体系框架。重点规划了温室气体核算、市场机制设计、适应行动规范等领域工作，为气候治理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此次《方案》具有系统性与全面性，但落地实施仍需突破数据质量、制度协同与执行细则等瓶颈。对于企业而言，这一方案的实施意味着需要更加注重碳排放管理，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同时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以应对未来的气候风险。
本次《方案》将温室气体核算、核查、监测列为“基础能力支撑”的核心支柱，为整个标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中国大唐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史伟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企业而言，核算无疑是核心环节。当前，国内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已相对完善，发布了数十项国家标准，涵盖组织层面核算通则及具体行业核算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制定温室气体核算相关标准时，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部分国际标准（如 ISO 14064）已被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以确保我国标准与国际主流标准在技术框架、核算方法等方面保持衔接。
史伟伟表示，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我国在温室气体核算领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标准体系，在核算的规范性、适用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国际标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如何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互认？史伟伟建议，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中国经验和技术优势融入其中，提升我国在温室气体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话语权；二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比如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如能获得国际认可，其方法学自然具有国际影响力，可借此开展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标准国际接受度。
温室气体核查标准虽初具雏形，但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史伟伟表示，核查作为国家为保障数据准确性和可信度而建立的体系要求，已有一些实践操作规范，如服务于碳市场的行业核查技术规范，已发布针对发电、钢铁、水泥设施的核查技术指南，这些规范虽非正式标准，但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
相较于温室气体核算与核查标准体系，当前温室气体监测标准在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间，是未来温室气体标准体系建设的重点攻坚方向和关键难点所在。史伟伟认表示，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简称 CEMS）应用于全国碳市场的呼声很高。然而，其在碳市场中的应用规则尚不完善，具体涉及设备选型标准、精度等级量化要求、数据有效性认可条件等诸多关键环节，亟待构建一套与之相适配、科学严谨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配套标准体系，以支撑碳市场精准、高效运行。
《方案》明确将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标准体系，强化源头防控，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当前，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进行碳管理，能碳管理平台作为数据管理与分析的重要工具，逐步在企业中普及。
超腾能源董事长王敏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管理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大型高耗能企业，对“双碳”目标下的减排要求愈发重视。中国碳管理行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蓬勃发展势头已十分明显。随着市场推进和供应链传导，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引入能碳管理平台这一工具，主要用于汇总并监测公司各工厂或运营部门的能耗情况，辅助内部决策及碳排放监测。
“目前，能碳管理平台监测的数据范围主要是企业的直接排放和能源使用排放（范围一和范围二），供应链排放（范围三）的界定和监测相对复杂。能碳管理平台的用户多为大型制造企业或政府，中小企业应用相对较少。”王敏娜表示。
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市场机制作为连接政府政策与企业行动的桥梁，其设计合理性与执行效率直接关系到减排目标的实现。《方案》具体规划了市场化机制管理规范、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管理技术规范等6类标准。
然而，当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王敏娜表示，全国碳市场当前流动性不足，交易主体限于控排企业，金融机构尚未获准入场，大宗履约交易占比过高。
史伟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真正会给企业带来强制性成本压力的是未来的排放强度标准，如针对新建项目的碳排放准入标准或针对现有设施的排放限额标准，这类标准将明确设定排放上限，对企业运营产生直接约束。
标准体系的构建与有效落地亟需跨领域资源整合与政策协同，各部门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史伟伟表示，行业低碳转型与技术创新需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以钢铁、电力等高能耗行业为例，其低碳化发展路径及技术创新进程，要求生态环境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在标准制定层面实现深度对接，避免因标准体系分散化导致的政策冲突与执行成本增加，切实减轻企业合规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表示，鉴于不同专业领域有不同的知识壁垒，金融机构通常缺乏碳排放管理专业认知，而环境部门对金融监管体系掌握有限，在构建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非常必要。以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为例，需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专业指导，同时结合生态环境部门碳排放核算等能力，形成科学完备的政策框架。
“无论企业是自愿减排，还是强制减排，其核心问题在于标准体系的构建。针对自愿减排的企业，除需明确碳排放因子计算模型及计量公式外，数据质量管理作为关键要素也需强化，包括建立标准化的测算体系框架、引入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核查机构、构建完整的市场化治理生态链。第三方机构主要负责核查企业申报的数据真实性，特别是验证其是否配置符合要求的监测设备，以及数据采集系统是否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监管部门应重点集中于第三方机构的合规性审查与公信力评估。”施懿宸表示。
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适应气候变化同样重要。相较于减缓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标准建设步伐有待提速。
“《方案》已确立观测评估、行动成效等五大类标准体系框架，但当前国内对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及减缓领域，相关标准体系的建设进度亦相对滞后。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态势进一步凸显了适应工作的紧迫性，然而该领域的实际投入规模仍远低于气候减缓领域。”史伟伟表示。
2024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天津市滨海新区、江苏省扬州市等39个市（区）入选。
打造气候适应型城市离不开金融支持。史伟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工作而言，构建一套完善的标准体系（如评估标准）至关重要。完善的适应标准体系，可助力试点城市在推进试点建设过程中明晰建设目标与实施路径。一套健全的标准体系，能明确评估方法、建设期目标和行动指南，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完善的标准体系能为金融机构提供有效风险识别工具，帮助金融机构识别企业/项目面临的气候物理风险。例如，对于沿海地区的企业而言，海平面上升可能对其生产经营带来威胁，包括厂房被淹、设备损坏等，金融机构在开展信贷业务时，可依据这些风险信息，对信贷风险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并合理确定贷款利率，从而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二是标准体系为开发支持适应行动的金融产品提供明确的方向和认证依据，通过明确界定哪些措施属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范畴，金融机构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设计金融产品，如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绿色债券或贷款。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排水系统、韧性建筑）、农业适应等领域业务的企业，若位于试点城市，可借此机遇对接金融机构获取支持性融资，进而推动自身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可以为气候风险投融资提供重要依据。施懿宸建议，将标准转化为金融工具，例如，开发标准化的气候压力测试与情景分析。以保险业为例，涉碳保险产品或转型关联保险，均需建立与碳排放数据的关联机制。此类金融工具实现风险定价的基础在于获取系统性数据，进而制定保费标准。因此，数据质量建设也十分重要，若缺乏优良的数据支持，将导致定价偏差。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有效推进压力测试需重视三个关键环节：建立完整的数据基础设施、构建动态分析模型、开展多维情景模拟。需要关注的是数据质量与可得性双重挑战，既需解决基础数据获取路径问题，更要建立数据真实性验证机制。”施懿宸表示。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1-49654-0.html应对气候变化新标出台，企业面临核算、减碳、适应三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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