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部部经典的古籍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何整理？如何传承？近年来，众多学者为此而奔忙着。在6月14日，也就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进古籍传承的故事。
今年62岁的杜泽逊教授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两年，刚刚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全书共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
令人惋惜的是，《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下落成谜，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遭遇流散之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嘉靖副本仅有400余册、800余卷及少量残叶，总数不及原书的4%。
而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篇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在考察中，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当时，杜泽逊就在现场。
盛世修文的宏愿，蕴藏着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就是没有标点。《永乐大典》要想推广、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永乐大典》涉及各行各业，各种古代的技巧知识，单靠古籍专家不一定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包括一些农科、工科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
《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七八千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
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叶背后，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佚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重要板块。
杜泽逊：“它叫《梁昭明太子事实》，昭明太子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事实》这个东西人间应该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两段，那就不是零，只是有多和有少的问题。”
记者：“我看这有一个‘迷路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丛方怡：“《永乐大典》经历了很多磨难，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来自于哪个书，就像一只小鸟飞回去，在广阔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经过考证和进一步深入工作，能让这些‘迷路小鸟’回到家里来。”
丛方怡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
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从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来促进古籍保护传承工作。
如果说利用好、弘扬好这笔珍贵的遗产是时代的需要，是众多古籍工作者的历史担当，那么古籍修复和保存则是这一切工作的基础。
汪帆，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如她所说，眼前这一堆残渣碎片，在我们外行人看来，似乎已“无药可救”。但对于古籍修复师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破败不堪的书叶“起死回生”。
今年5月，浙江图书馆启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修复项目。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汪帆和同事已经修书一个多月，但眼下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年间开始编撰，因分经、史、子、集，故名“四库”，共36000多册，总字数接近8亿。
当时，《四库全书》誊录了七部，分藏南北七阁。在保存下来的四阁中，就属文澜阁本的命运最为坎坷。眼前我们看到这些损毁严重的书叶，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护转运过程中落入水中的部分，当时转运的《四库全书》大概有11箱3000多册落水。
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胡海荣：“当时保存条件有限，没法得到及时修复。这次也是一种尝试，它不会再破损下去了，文物价值得到了很好呈现。”
修复，就是按照材料相似性原则，尽量还原它本身的样子，纸张的选择就十分关键。
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主管汪帆：“最主要的一个科技手段就是对纤维材料的分析检测，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纯竹料纸。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竹料纸，就拿出来一一比对，比对以后发现要么是颜色不合适，要么厚薄不合适，要么帘纹不合适。”
反复比对，反复筛选，根据检测数据，并结合多年的经验，最后，修复团队和江西的一家纸坊合作，量身定制了一款修复用纸。
尽管有了合适的纸张，但修复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因为被水浸泡过，再加上被重物挤压过，很多 粘连在一起，很难分开。
虽然很小心，但在揭开书叶的过程中，还是可能会有掉落的残片。
用超薄皮纸在拼接处进行粘贴，还要修掉边缘多余出来的部分，让它尽可能地隐藏在书叶中。而像这样的孔洞，就需要这次修复定制的竹纸进行填补。既要完整，又要牢固，还要融合，相比大块的残片，像这样几乎看不清楚内容的小残片，修复难度更是难上加难。
目前，修复团队已经完成其中三册的主体修复，正在进行难度最大的残片文字分揭、核对、拼接复原工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永乐大典》的整理，到《四库全书》的修复，专家学者们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古籍典藏浩如烟海。保护中华古籍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贴近时代、走进公众、服务社会。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我们才能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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