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金萍 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6.0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实现平稳运行，为全年实现5%左右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具体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表现好于外界预期，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支撑作用显著和出口“逆势”回升。也需要看到，二季度投资出现增速放缓，特别是房地产投资降幅进一步扩大。
下半年宏观政策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力提效？如何看待下半年外贸走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近日，围绕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在他看来，美国的关税政策仍是影响中国外贸的变量，八月将是外贸出口的重要时间节点，三四季度的出口可能将受上半年的需求透支、新的关税冲击和外需下行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回落，出口或面临转弱风险。美国对中国、部分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国家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带来的定价不足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在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的当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稳定经济运行、释放消费潜力的战略之举。对此，他建议稳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启动“十五五”居民收入倍增规划，从顶层设计和预算安排上创设一套支持扩大消费的全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增加支持消费的财政预算。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门要像重视招商引资、重视项目投资一样重视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适当把财政资金安排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农村老年人群、城市高龄离退休人员倾斜。
（图：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受访者供图）
《21世纪》：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如何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亮点？
王军：上半年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端韧性十足。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8和3.1个百分点，支撑作用显著。二是出口端的韧性使外需对经济运行形成了重要支撑。二季度外贸数据表现不俗，4-6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8.1%、4.8%和5.8%，贸易顺差增速分别为33.01%、24.9%和15.9%。从上半年整体情况看，1-6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5.9%，累计实现的5860亿美元贸易顺差亦为历年同期最高，同比大幅增长34.7%。
《21世纪》：结合上半年的外贸情况来看，你此前强调的“贸易转移对冲外部风险”，目前取得效果如何？
王军：实践已证明，中国不断扩大外贸“朋友圈”是增强出口灵活性和韧性的重要支撑。上半年，中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伙伴数量达到61个，同比增加5个。在对欧盟、日本、英国等传统市场实现增长的同时，新兴市场贡献了更多的增量。其中，对非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主要包括中东）出口同比分别增34.8%、14.1%，对东盟出口同比增16.8%，对越南出口同比增23.8%，对东盟出口机床、对中亚出口农业机械、对非洲出口纺织机械都明显增长。此外，6月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31.8%，体现出十分明显的“抢转口”特征，以及中国企业通过不断开拓新市场、以贸易转移来对冲外部风险的迹象和趋势。
《21世纪》：下半年外贸将如何发展？
王军：展望下半年，此前通过新兴市场“抢出口”、“抢转口”的现象恐将有所放缓和退坡，八月份之后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三四季度的出口可能将受上半年的需求透支、新的关税冲击和外需下行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回落，出口或面临转弱风险。
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新兴市场所谓“对等关税”暂停期将结束，例如，8月1日起，美国对经由越南转口的商品开征40%的关税，“抢转口”必要性下降。
二是四月所谓“对等关税”的影响将在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进一步显现，当前的影响可能是刚刚开始，未来对美出口仍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出口增速仍然有可能放缓，尤其是纺织服装、家具、玩具、消费电子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冲击更为明显。
同时，中国在8月之后或将面临来自美国新一轮的关税加征，对美“抢出口”是否延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对未来中国出口乃至中国经济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新一轮的关税冲击带来的定价不足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美国针对部分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国家的转口贸易产品征收40%的高额关税，也将成为阻碍我国出口的另一道关税壁垒。
《21世纪》：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5.3%，但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的原因是什么？
王军：消费潜力尚未得到根本释放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型加快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居民部门风险偏好较低，消费意愿谨慎。此外，资本市场波动较大、无法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的财产性收入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扩大。
《21世纪》：可如何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
王军：首先，在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的当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稳定经济运行、释放消费潜力的战略之举。针对国内大循环中的明显难点和堵点，应尽快清理、纠偏和优化一些明显不具有合理性的抑制消费的管理手段和干预政策，放松对具有较强行政管理色彩的部分消费领域的规制，酝酿推出新的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加大城市更新的力度，尽快实现房地产市场的止跌企稳，减轻房地产市场长期下跌对消费增长的拖累。
其次，坚定不移地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政策支持的重点逐步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门要像重视招商引资、重视项目投资一样重视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适当把财政资金安排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农村老年人群、城市高龄离退休人员倾斜。
《21世纪》：具体可如何做？
王军：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启动“十五五”居民收入倍增规划。从长期来看，要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富民特别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目标，尽快制定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的规划，争取每十到十五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关键与核心在于，既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即一手抓做大蛋糕、一手抓分配好蛋糕。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来扭转和改善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不足。
这需要从顶层设计和预算安排上创设一套支持扩大消费的全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大幅度增加支持消费的财政预算。例如，可以尝试每年都发行一定规模的专项债，并且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如通过创设专项消费券或定向债务置换等结构性工具，用于促进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消费，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培训、社保、养老、生育养育等方面的消费，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1世纪》：你认为下半年经济将如何表现？
王军：整体来看，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预计将逐步小幅回落。考虑到上半年中国经济已经给出了5.3%的超预期表现，下半年政府还将有针对性地推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点政策举措，全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21世纪》：哪些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王军：投资需要重点关注。除了基建投资在特别国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下，有望保持较强韧性之外，其他领域投资可能动力不足。
首先，整体偏弱的需求叠加关税扰动，抢出口结束后，制造业投资韧性有待观察，或出现回落。
其次，由于外需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民企资金周期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导致整体民企投资回报预期持续下降，预计下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仍然处于低位。
第三，房地产投资整体仍处于下行通道中，短期或将继续在低位徘徊，但跌幅有望逐步趋稳。就长期而言，本轮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与以往不同，是整个宏观经济进入漫长转型期背景下的深度调整，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更长时间来解决。
消费存在回落的压力。由于扩内需政策发力前置，随着后续“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开始减弱，尤其是对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明显放缓。同时，房地产销售下行也将拖累居民相关商品消费支出减少。
《21世纪》：你认为下半年是否还有降息空间？
王军：企业面临的实际贷款利率仍然居高不下，债务负担仍然较重，下半年仍有一定的降准降息空间。同时，有必要搭配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适度扩张，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普惠、绿色、养老及数字领域，定向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而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稳定就业预期的效果。
《21世纪》：你主张“财政扩张带动良性循环”，是否意味下半年应专项债＞降息？地方化债2万亿置换进度是否需加速？需要哪些配套机制，引导企业存款转化为有效投资？
王军：从当前现实的工具选择来看，总量性的财政扩张显然优于货币宽松，以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补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以及生育养育补贴等财政工具为主，搭配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消费端的信贷支持等，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今年地方化债2万亿元的置换进度已超过90%，非常接近完成今年的额度。如果下半年经济放缓超预期，可以考虑提前使用2026年的化债额度，并适度扩大专项债用于拖欠企业账款的规模。
就长期配套机制而言，引导企业存款转化为有效投资，需要多策并举、久久为功，落实好资本市场新“国九条”，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加强风险分层管理，强化银行与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合作，推动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的有效协同，将储蓄转化为长期股权投资和股票投资等，都是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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