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晚上刷朋友圈，看到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的讣告：郑宝恒先生辞世，享年82岁。阿宝老师走了？这消息，来得突然，令人意外。
阿宝老师是史地所的退休教师。他不是“名教授”，2001年退休时，职称还是副研究员；他也没当过硕导、博导，只给本科生上过课，所以没有“专属学生”；他好像也没什么专著，最辉煌的学术成果，是参加过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听余子道先生说，他还参与撰写过《横沙岛史》……
然而，阿宝老师在校园里很出名。无论是机关、院系，还是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和退管会……凡认识他的男女老少，都亲热地称他“阿宝老师”。阿宝老师待人和气，热情、开心，像个“老顽童”。两年前，退管会主任阿发拍了一张拎布袋的赵东元院士照片，爆红网络，赵院士遂有“布袋院士”之称。其实，阿发也给阿宝老师起过外号：“布袋老师第二”。因为，阿宝老师也经常拎着布袋，在校园里踽踽独行。
阿宝老师的布袋里装的啥？若干年前，他的布袋里曾装着校史资料，捐赠给了档案馆；他也拎着布袋，在集邮协会和书画展上亮相，布袋里装满珍贵邮品和书法、美术作品；阿宝老师还喜欢博物收藏，一遇旧物，“见好就收”，放进布袋，带回家欣赏、把玩。近年来，每到年终岁末，阿宝老师就会用钢笔绘制生肖图，用A4纸打印成贺年片，厚厚一摞，装在布袋里，分送给迎面走来、叫他“阿宝老师”的师生们。
我原本并不认识阿宝老师。那些年，我太太在校工会工作，有时会带回家几件钢笔誊抄件，其中，有《诗经》《唐诗》《宋词》摘录，有《世界遗产名录表》《中国历代王朝简介》《南海诸岛示意图》，还有生肖画、五牛图等等，一笔一画，字迹清秀，构图灵动。这是谁绘制的？阿宝老师。我就是从这些作品中，知道了他。
今年5月，我第一次跟阿宝老师通电话，想约他做一次校史访谈。在这之前，有人曾提醒我，阿宝老师一讲开来，就没个完，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说，不怕！一接电话，他就说，哦哦，我知道你！我跟他约访谈时间。他说，最近比较忙，正在看历史系的系史材料，等忙完这一阵，一定跟我好好聊。我说，没关系，等您有空再聊，您也不要太累。刚想挂电话，电话那头却意犹未尽。于是，电话约访变成了电话访谈……这通电话，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
回想起来，这还真是一次线上校史访谈。例如，阿宝老师说，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虽没有到访复旦，却向复旦赠送过图书。赠书仪式在校工会礼堂（今靳以剧场）举行，陈望道校长和苏联驻沪总领事出席了仪式；他说，望老的翻译是外文系教授黄平（黄有恒）。黄平担任过李大钊的英文翻译，参与领导过广州起义，也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32年被捕后叛变。上海解放后，黄平被安排在复旦任教；他还说，丁聪的夫人沈峻曾是北大学生，后来因故隐姓埋名，到复旦外文系读书。这一切，都是由李庆云同志秘密操办的；他又说，在大礼堂（今相辉堂）放电影，是望老的倡议。周六由学生会组织、周日由工会组织，电影票价为5分和8分，他曾收藏过大礼堂的电影票根……另外，他还表扬了我写的《消逝在国权路上的来喜饭店》一文，并补充道，当年周谷城先生曾亲口对他说：“来喜饭店不错，‘童叟无欺’，这个‘叟’，就是我！”
电话里，阿宝老师絮絮叨叨，细密绵长。他的记忆，就像一个塞满了宝贝的魔盒，一开盖子，就有珍珠玛瑙滚落下来，大大小小，撒了一地……唉唉，“校史”就在身边，而我们却常嫌“啰嗦”。
那次电话以后，我又约阿宝老师某日访谈。不巧，那日他正好要与余子道、傅德华先生碰头讨论系史，我又无功而返。他抱歉地说，我欠你的访谈，记着呢！再后来，天气热了，我自己手头又另有任务，也就没空再约他。几个星期前，一位档案馆同事告诉我说，前几天在路上遇见阿宝老师了，他怎么瘦了？会不会病了？我说，不会吧？他身体可好呢，他在电话里曾说过，疫情期间，他还没“阳”过！忽然想起，对，他还欠我一次访谈呢。
哪想到，没过几天，就传来讣闻。据说去世前几天，阿宝老师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只小闹钟，放在家里。听他夫人说，那小闹钟很奇怪，总是莫名其妙地会鸣响起来，阿宝老师左右拨弄，不得要领……几天以后，他自己的生命时钟，却戛然而止。据说，他本人好像没啥痛苦，下午吃过午饭，躺在床上，无疾而终。
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中感慨：“阿宝老师走了，带走了他的热心肠，以及满肚子的复旦故事。”一位朋友跟帖道：“还有他的钢笔画、钢笔年历。”
是的，又到了年终岁末，今后人们再也收不到阿宝老师的钢笔贺年片了。（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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