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教授翟东升7月31日就育儿补贴政策发表观点，认为当前中国部分产能过剩、整体价格低迷，给民众发钱产生的通胀效应存在滞后性，但“正是咱们所急需的对冲手段”。他指出，每个新生儿连续三年发三千六的力度，“恐怕还不足以对冲价格下行的压力”。
翟东升认为，育儿补贴标志着“在正确的方向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是突破“中国社会千年来的财政保守主义传统”的体现。翟东升以“一笋露尖，竹林有望”形容其积极意义，在他看来，从宏观循环角度而非微观静态思维理解国家债务和社会福利，“非常不容易”。
他特别肯定政策“没有按照贫富标准来差别对待”新生儿这一设计，称之为“非常聪明的做法”。他认为若按贫富划线提供福利，会“在那条分界线附近培养一批懒人”。无差别发钱作为净增量收入，“并不打击人们多劳多得的积极性”。翟东升反驳福利必然养懒人的观点，指出“够吃了就不干活”的行为模式“在南半球可能比较常见，但并非中国人的行为逻辑”。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翟东升强调为民众提供兜底补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他观察到，美国AGI大模型主要取代文科生岗位，而中国行业性AI应用和机器人则更多取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工作岗位，甚至是中专生在咖啡厅与车间里的工作机会”，认为“农业文明时代那种必须以工代赈的思维，已经过时了”。
他最后聚焦人口问题的战略意义：中华民族新生儿占全球比例从三千年稳定的30%降至如今的7%。未来五十年是萎缩到1%、回归30%历史常态还是突破50%，直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翟东升批评“重物而轻人”是“过去数十年的老毛病”，呼吁只有从底层逻辑上认识到人与消费创新的核心价值，“才会有高明的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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