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与强硬一起到来。关税战再次升级。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对不采取报复的国家暂缓征收“对等关税”90天。
并扬言称将对中国的关税进一步提高至125%。
美国开始明牌了：开始看起来对全世界的无差别“对等关税”，最终靶心就是中国。
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争”全面打响。局面脱离了单纯的关税范畴。单方面的妥协已无可能。
目前，关税战已脱离单纯的贸易范畴，演变成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战。随着美国24小时内先对中国商品开始104%的累计税率，后又称将提高至125%，以及中国对美国所有商品84%反制税率的生效，中美之间事实上的“脱钩断链”，已经开始。
这些所带来的冲击，将不是短期的。
决策层显然已经对极端情况做过多次推演和准备，紧接着的问题是，企业和个体该如何应对？国内市场的政策将如何安排？
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
如果96个小时之前还有诸多声音在怀疑中国的决心和魄力，那4月9日晚间中国接连发出四道反制措施，则意味着大反攻的开始。
这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贸易规则和秩序重新酝酿的时刻，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世界贸易秩序的底座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直至两年后彻底坍塌。
这一次，又是惊人相似的一幕，几乎如出一辙。美国单方面宣布向全世界加征关税，塑造了当今世界样貌的WTO规则开始加速瓦解。2025年4月，美国再次踩响了历史的韵脚。
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一样，这场关税战也不是突然开始的。
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就已经开始为此准备了。
此前，有媒体披露了一份名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的报告，作者是斯蒂芬·米兰，他是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内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因此，这份文件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这份报告，美国需要尽快解决面临的三大矛盾：1、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的长期逆差与美元霸权需要的国际顺差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2、长期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经济结构矛盾；3、美国在全球的责权失衡问题（报告认为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国际责任，但自己没捞着好处）。
报告开出的药方是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增加惩罚性关税）+汇率+金融制裁。
在第一个执政期，特朗普已经按照这个逻辑开始了强硬的关税和制裁行动。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依据“301条款”，决定对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此后，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开始将中国称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有统计数据显示，此后的5年时间内，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占比从22%下滑至11.7%，份额占比减少了一半。
如果说当时中国对特朗普及其政策逻辑还有些摸不清，接下来几年以及拜登政府延续对华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的做法，则让中国彻底丢掉了幻想。
只不过，过去七八年间，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对美国偶有强硬，但总体上还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原则下，“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寻找新时期新条件下的破局之道。
2025年4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称，“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持续出台对华遏制打压政策。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与美方开展多轮经贸磋商，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但事实上，美国内部的现实社会矛盾、巨大的债务压力、失衡的经济结构，导致其与中国以及其他世界经济体之间矛盾日益加深。
自2025年开始，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选择了最激进一种方式。
特朗普希望通过对全世界的关税战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1、各国接受美国的高额关税，通过关税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2、实现制造业回流，让先进的制造业在美国建厂，全世界投资美国，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通过提振本土产业缓解经济结构矛盾，通过制造业增加国内就业缓解社会矛盾。
3、通过美元升值对冲高关税高通胀影响，强化美元霸权，拿回美联储的全世界印钞权，缓解美债压力，缓解美元的责任失衡。
这三点如果都能实现，美国将通过货币霸权+产业主导权的组合，重新夺回其在全球贸易秩序的决定权。而一旦在经济领域达到此目的，美国在其他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将得到全面加强，这也正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本逻辑。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表示，“美方提高关税解决不了自身问题，反而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推高美国通胀压力，削弱美国产业基础，加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内循环开始
至少有两个原因决定了中国在特朗普1.0版本下的贸易战中并没有强硬还击。
一是中国并不想破坏原有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国的确是WTO规则下的最大获益者。
二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尤其是上游高端产品及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还非常依赖美国，中国企业并没有做好脱钩断链的准备。
此外，中国需要时间。——尽管在第二次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已经声称，如果再次当选，他将采取更为激进和孤立主义的政策，计划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20%的普遍关税，对中国商品则额外加征60%，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00%。
一个普遍被忽视的背景是，经过三年疫情的极致考验，经过几年的“延链补链强链”计划和“筑本强基”战略，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经受美国极端政策的压力测试。当然代价也不小。
从4月2日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中国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中可以看出，决策层对目前甚至比目前更糟糕局面，已经有过多次测算和推演。因此，反击的态度、节奏、策略，乃至后续措施，都如此坚决、果断、有底气。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称，“我们已与美国打了8年贸易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虽然国际市场普遍认为美滥施关税超预期，但党中央对美方对我实施新一轮经贸遏压已有预判，对其可能造成的冲击有充分估计，应对预案的提前量和富余量也打得较足。”
到目前为止，面对特朗普两波关税战进攻，中国应对手段已涉及对等关税、追加关税诉讼、特定企业制裁、赴美警告等方面。
而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开始采取措施。截至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已增长至1.9万亿美元，是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近2倍，其服务贸易顺差高达2933.3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显示，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逆差规模总体呈现扩大趋势，2023年为265.7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9.5%左右。
此前，通过“央行+中央汇金”中国版平准基金的果断出手，加国家队的集体护盘，关税战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已经基本稳住。
更多新的应对预案和新政策也已经开始酝酿。
4月9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强调，“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推动既定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有力有效的政策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座谈会传递出的另一个清晰的信号是：内循环和扩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工作的重点。
座谈会强调，“要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并“希望广大企业家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应变局促发展，做强做优做大企业。”
这是疫情结束后，公开报道中，国务院座谈会为数不多地强调：“要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
在关税战全面升级的背景下，意味不言而喻。
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关税战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贸易范畴，演变成了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战。中美之间事实上的“脱钩断链”，已经开始。
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冲击，极有可能不是短期的。接下来，企业和个体该如何应对？政策将如何安排？
摆在政府、企业面前的两大挑战是：如何稳住经济增长的基本盘，以及如何稳住市场对内循环式增长的信心。
新出海与新内需
根据机构测算，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关税政策，将对中国GDP造成的影响幅度约为0.6%～1%，若考虑到其他受到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影响的经济体带来的间接影响，大约拖累GDP为2个百分点。按照2024年中国经济总量134.91万亿粗略测算，关税战将对中国GDP带来8000亿-2.7万亿的冲击。
自2020年疫情以来，出海，成为诸多中国企业应对产能过剩、市场萎缩的主要策略，新能源汽车、机械制造、家电、消费电子、纺织服装、文化娱乐等产业正是在出海过程中找到了第二增长曲线。眼下，随着关税战的升级，出海之路受阻已成既定事实。
美国市场的关闭迫切需要中国企业找到其他海外市场来消化产能，这其中还要规避美国对一些国家的胁迫。这是缓解关税战对企业和产业层面冲击的措施。
需要警惕的是，关税战打响后，应竭力避免与欧盟、东盟及周边国家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被动脱钩。而这也正是特朗普希望通过关税施压和谈判诱导达到的目的。如果关税战滑入这一趋势，对中国而言，将是最糟糕的局面。
4月9日，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首轮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将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高达25%关税，首轮将于4月15日生效。如果美国同意达成公平、平衡的谈判结果，这些反制措施可以随时停止。这是到目前为止，自中国之外，第一个明确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经济体。
情况很快出现摇摆。北京时间4月10日下午，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考虑在4月15日暂停其针对美国关税的应对措施90天。而在同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对那些对美国不采取报复的国家暂缓征收“对等关税”90天，并将与这些国家就贸易、贸易壁垒、关税、汇率操纵以及非货币性关税等相关议题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
此举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缓和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局面，同时缩小对中国的包围圈。
4月8日、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先后与欧盟、东盟经贸官员进行视频通话，就共同应对美加征所谓“对等关税”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着眼长远，中国更需要与欧洲及周边国家尽快达成新贸易同盟，这既是为开拓海外新市场创造条件，更是提前布局关税战冲击后构建新世界贸易格局的现实需要。
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意味着中国需尽快释放内需潜力。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建议，应尽快择机实施有力度的降准降息，此外，尤其要通过大力度促消费来改善供需关系。具体举措方面，或许可考虑再增加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促消费，同时对中低收入群体采取各种补贴、增加收入、增加养老金等举措。
与国务院座谈会上“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的表述相比，以往的财政操作手段，显然已经不能匹配。简单依靠提高赤字率、专项债、扩充财政预算等手段，并不能破解“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长期命题，且政策的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
好在中国产业韧性强，可激发的要素潜力大。因此，应当趁此外患之际，及早推出长短搭配的财政措施，走在数据和预期之前，拉动有效需求。4月7日，关税战开打时，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央汇金等部门对股市的密集果断出手的做法，堪为借鉴。
更重要的是，应趁此机会推出强有力的改革举措，破除盘桓多年的要素障碍更为关键，这不仅有利于提振企业信心，创造市场机会，也更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形成统一、高效、势能长远的国内大市场。
李迅雷建议说，有必要进一步落实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继续发挥财税改革对促消费的牵引作用。比如推进个税改革，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综合税等。
中国能够通过改革释放的要素潜力远不止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这是最应该坚定不移干好的自己的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来，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关税战如同一片锋利的犁铧，正将全球贸易格局撕裂得沟壑纵横。尽管尚有通过谈判磋商解决分歧的概率，但世界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2025年4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会谈中，王文涛指出，贸易战损人不利己，中美双方应坚持正确相处之道，通过平等对话寻求经贸问题的解决方案。达利欧表示，愿为美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这次会见24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关税战开启。
达利欧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不要误以为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主要只是关于关税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典型的全球货币、政治与地缘秩序的系统性瓦解。这类瓦解每一代人只会遇到一次，但在历史上，它在类似不可持续的条件下曾多次上演。”
无论结果如何，世界贸易秩序和格局都将发生深刻改变。而这些改变，将重塑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方式，个体在未来的生活方式。
或快或慢，或隐或现。影响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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