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1日，距离新年只剩几个小时，成都金堂县沱江河畔，一名19岁的少女跳入冰冷的江水。事后，警方调查发现，该少女当天曾向朋友透露，因期末考试作弊被老师发现，“担心受处分无法专升本”，并表达了轻生的念头。
考试作弊，不是个新鲜事。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2000人中，60.4%的受访者确认自己或周围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作弊行为，66.6%的受访者感觉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
世界有对错，考试作弊本质上破坏了学术诚信，作弊者必将自食其果，防止作弊的再次上演。
在美国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代表人物B·F·斯金纳看来，惩罚是控制行为的方法之一，通过施加负面刺激，减少某种行为的发生频率
然而，“惩罚”也是一门学问。如何有效惩罚？“一罚了之”有用的话，为何考试作弊始终无法根治？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惩罚不能“一刀切”
从隋朝开设“科举取士”起，就有人为追求“荣华富贵”，铤而走险选择作弊。
科举取才，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与社会稳定和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因此对科场舞弊者的惩罚也十分严厉，包括枷号示众、革除功名、杖责和发配等。《大清律例》甚至规定，“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
然而，考试作弊的原因花样百出：有的人深思熟虑、有的人一时兴起、有的人无奈为之，有的人为利益所惑……简单的“一刀切”式惩罚，既有失公允，违背公平性原则，也无法杜绝作弊乱象。
随着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发展，当代高校对考试作弊的惩罚措施正从单一惩戒转变为“梯度式”惩戒体系，探索更精细的教育管理机制。
学术处罚是作弊最直接的后果，包括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取消考试资格、重修作弊课程等方式。《上海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界定及处分规定》明确规定，对考试违纪者和考试作弊者，应立即终止其该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
但单一的学术处罚的威慑有限，还需要与纪律处分的“铁腕手段”相配合，才能形成更强大的约束效果。
纪律处分，是维护校园秩序的“红黄牌”，也是惩罚考试作弊的“耻辱墙”。当前，大多数高校的纪律处分包括书面警告、留校察看、记过和开除学籍等。
2021年，清华大学发布了《考试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对考试违规行为排了“位次”，如果考生只是交头接耳、互打暗号，违反纪律，但并未构成作弊行为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相当于“黄牌警告”；但如果有携带考试相关资料、擅自使用电子设备检索等作弊行为，给予记过处分；若情况严重，抄袭他人或协助他人抄袭等则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对部分多次作弊、组织作弊的“惯犯”，则直接开除学籍。
学术处罚与纪律处分的“双线并行”，是大多数高校惩罚作弊行为的“常见套餐”。而对部分突破红线、挑战底线的作弊行为，法律追责成了“杀手锏”。
2015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15名涉嫌“聘请他人替考”，通过合谋、伪造外国护照等欺诈手段获取虚假成绩的中国留学生，主犯将面临最高5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在我国，2014年至2020年，张某洁等人通过伪造、变造身份证案，安排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替考，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
从古至今，考试作弊屡禁不绝，惩罚方式却与时俱进，从严刑酷吏到分层处理，维护了公平，又兼顾了温度。
惩罚与教育的平衡
尽管有了明确的惩罚制度，但实际操作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归根到底，作弊惩罚的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不同教师的主观判断不同，对作弊行为的惩罚也存在“弹性空间”，对部分老师来说，揪出并惩罚作弊学生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倒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斯蒂芬?F.戴维斯和圣迭戈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帕特里克?F.德里南联合出版的《校园作弊——如何认识和预防》一书发现，大多数教师都发现过学生作弊，但很少有教师采取有效行动，他们大多担心惩罚可能会导致预料之外的不良后果，或者会毁掉学生的学习生涯和未来前途。
他们的顾虑不无道理。
2020年6月，我国山西中北大学软件学院某学生在补考中被发现作弊，离开考场后不久便选择了坠楼；2021年12月，日本大阪清风私立高中一名17岁的高二男生被发现考试作弊后选择自杀，其父母称，老师曾表示“作弊是胆小鬼的行为”，而在这位少年的遗书中，也清晰写道，“比起死亡的恐惧，我更害怕活着的时候被旁人认为是胆小鬼。”
这类悲剧不是个例，在世界各地都曾真实上演。这无疑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深刻反思：考试作弊，难道人生就彻底“完蛋”了吗？
其实，惩罚不是为了羞辱学生，而是让其认识到作弊行为的错误，从而在内心深处重建对学术诚信的敬畏。
不过，学术诚信的建设不能一昧依赖惩罚。正如斯金纳所说，惩罚不是理想的控制行为的方式，它可能在短期内起到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
如何引导作弊学生在反思中成长，真正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不少高校将目光投向柔性处理的方式。这既不是单纯的惩戒，更不是绝对的“放水”和纵容，而是通过关注学生当下的行为，引导其未来发展。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规定从该学期期末考试开始，违纪考生必须增修一门“诚信”课程，包括课内诚信教育学习和课外公益诚信劳动，合格后才能获得重修资格；2024年，西郊利物浦大学启用学术失信积分制度，在积分“有效期”内，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学术诚信知识测试、参与维护并宣传学术诚信活动等途径，来抵消一定的失信积分。
此外，部分高校也在探索社区服务的形式。厦门大学规定，对于拟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的学生，可以免于纪律处分，但需按规定参加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由学生工作处制定的社区服务。其中，拟给予警告处分的学生须完成四十小时以上的社区服务；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的学生须完成六十小时以上，原则上应在两个月内执行完毕。
厦门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2024年修订）》（官网截图）
犯错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弊也不意味着人生就此终结。惩罚固然重要，但真正关键的是教育和引导，教会作弊学生从错误中学习，学会如何在面对诱惑和挑战时坚守道德底线。
根治作弊，关键在考场之外
在考试作弊的拉锯战里，绳子的另一端攥在学生手中。
在作弊的认定和处理流程中，学生不应该是完全被动的一方，为避免认定模糊或者误判情况，应当为其提供申诉的机会和渠道。
美国常春藤联盟中的多所学校就设立了“Honor Council”（荣誉委员会），由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组成，学生成员通常由学生会或相关组织选举产生，负责调查、审议和裁决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在调查中，委员会成员会与被指控的学生充分沟通，被指控的学生也有机会在听证会上陈述观点、提供证据或选择申诉，保障处理过程的公平和透明。
此外，作弊行为发生后，部分高校的Honor Council也会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和关怀，“希望大家对被发现学术不端的学生有更多的仁慈”。
要想根治考试作弊，预防至关重要，心理辅导就是其中一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曾为所有新生提供免费的抑郁症在线筛查服务，俄勒冈州学生则允许学生请“心理病假”，每三个月可以请最多5天。在我国，集美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不少高校在学期初、考试前等敏感时期，也积极做好摸排工作，对心理危机的学生进行及时疏导。
然而，心理疏导的作用终究有限。强化学术诚信教育、建设校园诚信文化，才是根治作弊的治本之策。
“防止学术不诚实行为的最佳方法是教导学生将作弊视为道德问题。”美国佐治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考特尼·卡伦指出，“制定荣誉准则和教育政策等措施对于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至关重要。”
荣誉准则是美国高校实施的一项旨在学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的制度，倡导学生在考试之前自觉签订荣誉声明，并提前告知学术不诚信的火锅。卡伦发现，要求学生恪守诚信能大大减少学生的学术欺诈行为。在没有荣誉准则的学校中，71%的学生受访者目睹了其他学生作弊，而在有荣誉准则的学校中，这一比例则将至35%。
“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监测作弊，而是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学术不诚实行为是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校园作弊》一书指出，这是一场共同的“战斗”，需要学生、老师、家长和管理者的共同参与。
然而，这场“战斗”为何始终没有分出胜负？考试作弊仍旧屡禁不止，甚至花样更多、“玩法”更新。
事实上，当前学业成绩与奖学金、推免资格等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再加上学业压力、同学竞争、家长和老师的期盼，都导致了对成绩的过度追求和对失败的恐惧。功利心驱使下，依旧不少人铤而走险，选择作弊。
因此，作弊这件“小事”，本质上牵涉着更复杂的教育问题：“一卷定乾坤”的方式是否合理？考试的内容如何兼顾知识与能力？随着在线考试和开卷考试的普及，对作弊的界定和惩罚能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种种追问下，我们应当始终明确，成绩与排名只是考察能力的标尺，而非唯一目标。那位19岁少女的悲剧，我们也不希望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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