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性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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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相关论述。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正因如此，我们在理解和推动“第二个结合”过程中，需要对其深刻的时代内涵保持理论和实践上的自觉。人民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者、见证者和阅卷人，人民性是“第二个结合”时代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也正是人民，体现的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规范、人生意义和德性价值。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人民性更是彰显“第二个结合”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视角。通过人民性这一主线，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属性、社会关系属性和社会福祉属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人民而变”“经人民而见”“利人民而兴”的三个关键特质呼应起来，进而从本体论、方法论和功能论三个角度，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变迁，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实现自身的延续与革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人民之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导向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强调的实践并非单个个体的孤立活动，而是一种人民性的实践。因此，通过人民性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要求我们从人民实践中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活力源泉，完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重大使命。

　　以人民性的实践逻辑来彰显“第二个结合”，对于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特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文化社会学的学理研究中，对于传统文化“是什么”的本体论理解常常遵循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将传统文化定义为一种全社会所共享的、统一的文化体或者文化“文本”。这样的界定路径，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传统文化体，其常被用以分析诸如传统中国社会这样相对而言更加静态化和同质性的场景与环境。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个体有着相较于传统社会范围更大、更加个性化的文化诠释空间。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仍然抱守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同质化和抽象化的文化本体论界定，就容易脱离当下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生活中“活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出的“异质性”传统文化特质，从而产生只讲“虚空”、不联系实践的局限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出发实现“第二个结合”，回应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本质上要求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时要倾向于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人民性”分析路径。相比于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这一路径直面身处现实社会环境下的个体，聚焦其如何发挥能动性来理解、实践和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通过学理论辩和经验考察，从多样化的个体传统文化实践中提炼出主体间内在的传统文化实践模式，从而可以形成某种具有共通性的公共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显然，这种公共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不同于自上而下式的文本诠释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人民的社会实践，要求我们通过多种社会科学分析手段，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人民所“用”，随人民的实践活动而变。由此，从本体论意义上保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在实践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态和时代价值。这种以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人民性”的发挥正是“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见于人民之社会关系

　　在本体论之外，以人民性来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指明了如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时代的经验表现。这里的关键概念在于社会关系。马克思曾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对人的本质追问中，最终落脚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现实世界理解为一个“属人”的世界，是一个现实中的行动者参与其中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内在要求之一正是从个人的社会性互动过程中来“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现实价值。这从本质上回应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论层面上的测量问题。

　　在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的测量可谓纷繁复杂。我们既可以从诸如《论语》这样的传统文本或者诸如文物这样的传统物质器物中诠释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可以围绕特定的风俗习惯甚至伦理规范来体悟与展现传统文化。但除了以文本、器物或者习俗来“静态”地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人民的社会关系为立足点，以人际互动的“动态”逻辑来具象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做到“经人民而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经人民而见”，具有充分的学理和社会科学经验基础。本质上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本身便需要通过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例如，和谐的代际关系保证了优良家风的代际传递。代际之间的文化社会化，将家风上升到一种家庭内部的“集体记忆”并将其延续下去。除此之外，社会关系本身也是“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机制。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行动者被置于不同的位置，遵循特定的规范、扮演相应的角色、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些基于社会关系相对位置的稳定“配置”，久而久之便构成了一种传统文化。可见，人民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断生成符合当下社会需求，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机制。

　　此外，社会关系本身的变动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指明了新的思考方向。一个例子是，在数字化社会的今天，人们的社会关系日渐通过虚拟互动得以达成。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匿名化的“网络社会”中保持和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效力？这便是立足于社会关系的人民性给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亦是“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一个具体的时代之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于人民之凝聚团结

　　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及其应用，是为了能够解放劳苦大众，为其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与之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一个重要面向，正是在于其在功能目标上“团结人民”“为了人民”。由此，“第二个结合”的“人民性”时代内涵，也必然需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性意义提供一个基本的话语体现和目标表达，这便是“利人民而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利民”？对于这一问题，文化社会学者尤其强调了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提升文化归属上的重要作用。人是社会性动物，对于所属社会有着天然的归属层面的需求。与之呼应，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种无形的纽带，让人民在精神上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所归属，对其他成员有所认同。这种正效应的发挥“润物细无声”，通过构建个人社会交往过程中针对人和事的分类认知体系，让社会中的个体接纳传统文化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以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

　　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提升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做到“利人民而兴”。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观”有助于培育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降低社会交往过程的冲突、摩擦和成本；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善意”和“仁爱”亦可以通过诸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道德风尚得以培育；“家国同构”和“家国情怀”将个体对于“小家”的认同拓展到对“大国”的认同，从而激活个体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义务感，提升社会整体的团结凝聚程度。

　　从整体民族精神的延续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既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必然结果，也是维系这一民族性格的基本凭依。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我们可以以“和而不同”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达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民性来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要求我们从凝聚人心的角度，更好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当下、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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