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兵》中，梅兰芳饰演的梁红玉 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蓄须照 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绘《松柏有本性》 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溯历史，当“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声震彻破碎的山河，战场的硝烟遮蔽了锦绣的舞台，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登台演出，用沉毅而决绝的姿态，发出铁骨宣言，表现出在民族危难时刻一个艺术家的刚强骨气，极大地激励了各界民众的抵抗决心。
《抗金兵》与《生死恨》是梅兰芳以热血创排的名作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局势危急。面对日寇侵华行径，以及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时刻关注时局的梅兰芳决意排演新戏，以抒发爱国深情，鼓舞人民斗志。
当时，梅兰芳的好友叶恭绰提出以梁红玉战金山的故事编演新戏，正可体现奋起抗敌的激情，顺应全国高呼抗日之大势，剧名直称《抗金兵》。这一提议使梅兰芳想起传统老戏《娘子军》，这出戏讲的正是南宋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抗击金兵的故事，是一出精彩的刀马旦戏，完全可以扩充增编，赋予新意。于是梅兰芳与同仁们共同创作编排了抗敌新戏《抗金兵》。1933年6月16日《抗金兵》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巾帼英雄梁红玉亲登金山之巅擂鼓助威，辅佐丈夫抗击金兵，演出震动申江，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情绪，也给当时上海如火如荼的抗敌戏剧运动增添了一笔浓重色彩。这意味着梅兰芳已经站在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前线，直接参加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行列中。
如果说，《抗金兵》是梅兰芳以艺术的形式为反抗日本侵略行径发出的呐喊，那么《生死恨》则是梅兰芳试图唤起沦陷区人民反抗意志的又一部新戏。该戏根据明代传奇《易鞋记》改编而成，讲述了北宋年间，士人程鹏举与少女韩玉娘被金兵俘虏后，历经磨难、生离死别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达到激励民众的艺术效果，梅兰芳将原本程鹏举凭绣鞋寻回在尼姑庵修行的韩玉娘结局，改为二人阴阳相隔，且定名为《生死恨》。梅兰芳曾说：“编演这个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要摆脱大团圆结局，改为悲剧。”剧中，梅兰芳创新融入“旦角穿富贵衣（补丁衣）”等手法，强化悲剧色彩，激发观众对侵略者的愤慨。1934年5月11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却触怒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黑木通过社会局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过社会局批准为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该剧，梅兰芳则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该戏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出三天，依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抗金兵》与《生死恨》是梅兰芳以热血创排的名作。舞台上的鼓点如惊雷贯穿全场，早已超出唱腔之美，成了为鼓舞抗战擂动的战鼓。
蓄须明志，梅兰芳为抗敌斩断如日中天的演艺生涯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面对日本侵略者试图利用其艺术影响力粉饰“大东亚共荣”的政治图谋，梅兰芳于1938年5月5日携家乘船赴港演出，演出结束后则避居香港，深居简出，以习画、练太极消磨时光。然而，1941年12月香港亦沦陷，日军占领者狰狞地向梅兰芳递上虚假荣宠的“橄榄枝”，多次威逼利诱，胁迫他登台为侵略者“庆功”，企图用他的盛名粉饰日军的侵略行为和血腥屠戮。梅兰芳毅然选择了沉默的抵抗：蓄须明志，息歌罢舞。
蓄须之举，对于京剧旦角演员而言无异于自毁艺术生命；息歌罢舞，对痴迷于舞台的梅兰芳来说，更是如对灵魂的凌迟一般。为守护民族尊严，梅兰芳亲自斩断了如日中天的演艺生命，此无声举动胜过千言万语。当他蓄须的照片传遍全国各地，极大地激励了各界民众的抵抗决心。丰子恺曾在文章中记述道：“抗战中，我得知他在上海沦陷区坚贞不屈，孤芳自赏；又有友人寄到他的留须的照片。我本来仰慕他的技术，至此又赞佩他的人格，就把照片悬之斋壁，遥祝他的健康。”
为了彻底断绝日伪利用其声名粉饰侵略的企图，梅兰芳甚至将自己推向危险的悬崖边缘，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胁迫，他表示身体欠佳，无法进行演出，并请自己的私人医生为自己连打了三针伤寒针，体温立即升到42度，浑身滚烫，昏昏沉沉，卧床不起。但敌人仍派日本军医直接诊查，医生来到梅兰芳床前，当面反复测量察视，无可奈何，悻悻而去。梅兰芳用自己的毅力和决心制造了“重病缠身”的表象，通过了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也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昔日的舞台王者形容憔悴、体态消瘦，须发不整地立于那些前来威逼之人面前时――他“病态”的身体本身就是对侵略者最掷地有声的反抗：尊严不可侮，大义不可犯。
当舞台灯光熄灭，现实生活的黑暗愈发沉重地压来。归隐意味着失去生活经济来源，作为剧团和家庭的当家人，面对众多依仗他生活的人的家计所需和抗战期间物质匮乏的压力，梅兰芳没有匍匐于困厄。他毅然决然售卖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宅第，割舍了扎根半生的家园故地。他把目光转向书斋，以业余练就多年的丹青妙笔鬻画求生。那段时期，一幅画作换回的或为些许食粮，或是必要的医药费用，然而他画笔之下的梅花、松柏却格外挺拔，一笔一画皆是梅兰芳艺术风骨的无言诉说。“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这些画作中的题诗，一字一句分明是梅兰芳面对困厄的内心独白。画家吴湖帆曾为其画集题跋：“蓄须明志，清标足式”，一语点破这些画作背后，是梅兰芳在生存挣扎中不折的气节投下的清癯投影――画面上氤氲的水墨、笔端流淌的神韵，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他对侵略与屈辱的无声抵抗，彰显着他的不屈姿态。
把重返舞台第一次演出献给最挚爱的祖国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新登台，在《登台杂感》一文中他曾动情地说道：“在抗战期间，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至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罢？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艺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底下，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
对梅兰芳来说，他的艺术决不可沦为换取苟延残喘的生存而妥协交易的工具。尽管，舞台之光为了节操被迫熄灭，繁华宅院典卖换作生存之粮，昔日的英俊面容被胡须覆盖，梅兰芳却以不屈风骨捍卫了民族气节。
当梅兰芳于1956年访问日本时，一位记者尖锐地向他发问：“梅先生，您是否还憎恨当年的侵略者？”梅兰芳却以穿透历史云层的清明回应：“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敌人，但我所认识的日本朋友都是善良的普通人……”对于日本人民及其友谊，梅兰芳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付出与维护。当硝烟散尽，他并未被仇恨锁住视野，反倒选择站在精神高地拥抱和平、倡导理解。抗战中梅兰芳的沉默不是退缩，而是以文化静默消解侵略者的文化挪用企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梅兰芳这份超越伤痛的理解也不是软弱，而是穿透战争乌云后人性光辉的再度闪亮――当气节与尊严获得保全后灵魂特有的广阔与悲悯。周恩来总理曾经高度赞扬梅兰芳为“真正的民族艺术家”，其深意也许正在于此：民族脊梁支撑起的崇高人格，必将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净化、提升，最终臻于大爱。
穿过战争年代的漫天烽火，梅兰芳蓄须的形象，至今仍被尊为“德艺双馨”的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关于“气节”的集体记忆。它向我们讲述着，当风暴来临，真正的艺术家是如何践行“德先于艺，国重于家”的。梅兰芳先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他的气节与他的艺术一样，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为后世所敬仰和传颂。
（作者：李立中，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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