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
▲研讨会开始前，人们聚集在幕布前。高能物理所供图
■本报记者倪思洁
3月16日，周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物理所）主楼前，巨大的红色幕布上印着一位白发老太太的照片。
聚集于此的长者和年轻人，都称她为“先生”。他们口中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还原出这位老人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她打破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专业不收女学生的先例，成为首位德国军工女博士；她和丈夫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她是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名字是我国第一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的来源……
这位先生就是中国核物理学家何泽慧，而这一天举行的正是纪念她诞辰110周年的活动。
“在何先生近一个世纪的传奇生涯中，有太多值得铭记和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天举办的“纪念何泽慧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感慨。
在男性世界里撕开一道口子
在20世纪初，科学世界的主角大多是男性，物理学更是如此。
1914年，何泽慧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开明的书香世家。18岁那年，她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然而，时任系主任叶企孙可能是担心女生学物理困难，便动员她和其他几位女学生转系。
“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梳着麻花辫的何泽慧据理力争。
叶企孙被问得哑口无言，就让女生留了下来。最终，何泽慧的毕业论文《实验室用电流稳压器》获得了90分的最高分，和她当时的同学、未来的丈夫钱三强并列第一。
1936年，何泽慧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选择了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实验弹道学专业。该专业与德国军事工业关系密切，此前不仅从未招收过外国学生，更没招收过女学生。但何泽慧下定决心要学弹道学。她找到技术物理系主任克兰茨教授，请求加入实验弹道学专业。尽管克兰茨曾在南京兵工署做过顾问，但他还是拒绝了何泽慧的请求。
“你可以到中国来当兵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克兰茨觉得何泽慧言之有理，便破例同意她留下来。1940年5月，何泽慧通过论文答辩，顺利获得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
她在生前回忆这段经历时，常称自己为“小女子”。与她共事过的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宋黎明感叹：“就是这位‘小女子’，打破了德国军工不招收女博士的惯例，也是这位‘小女子’，一个人在实验室测量真实枪炮的弹道数据，成为德国军工第一位女博士。当年这么一位平凡的‘小女子’，就明白每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把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融入自己的追求当中。”
“中国的居里夫妇”
毕业后，何泽慧想立刻回国，为国效力。然而，二战爆发使她滞留德国3年。1943年8月，何泽慧前往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核物理学研究。此时，她的爱情也悄然来临。
1943年秋天，苦于联系不上家人，何泽慧写信向在巴黎工作的钱三强求助。她在信中说：“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
这封信开启了二人一生的情缘。此后，他们书信来往越发频繁。1946年春天，何泽慧前往巴黎与钱三强结婚。
“两个人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一书的作者刘晓用“珠联璧合”来形容何泽慧与钱三强的婚姻。
他们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6年下半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发现了铀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发生了三分裂现象；1946年11月，何泽慧发现了第一个更难被发现的四分裂事例，次年2月，她又发现了第二个四分裂事例。
要证实三分裂、四分裂，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实验和分析。钱三强曾说：“科学工作就是要创造性地克服困难，解决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我们决心迎着困难，闯一闯。”
这一“闯”，让这对年轻夫妻闯上了国际舞台。法国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宣布了上述成果，何泽慧和钱三强也因此获得法国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学金。
老照片里，何泽慧身边常常站着钱三强。对科学的共同兴趣，将两人紧紧地“绑”在一起。
1970年3月的一天，天还没亮，何泽慧外出时偶然抬头，发现东方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朝东北方向移动，彗尾拖向西南。于是，她和钱三强历时10多天，用自己做的简陋三脚架和学生用的量角器确定方向，几乎凭肉眼记录了彗星的运动轨迹。后来的资料证实，他们观测的彗星与贝内特彗星吻合。
父母的执着也感染着子女。儿子钱思进回忆，那段时间，父母常常给他们写信，教他们什么时候向天空中的哪个方向看。“妈妈爸爸的认真观察和提醒，使我们不仅没错过这一生大概只能见到一次的天象奇观，而且学到了他们认真执着的人生态度。”钱思进感慨。
他们这样告诉子女：“我们这一生无其他长处，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
直面人生，不加修饰
在研讨会上，有两个词被提及的频率非常高，一是“朴实无华”，二是“敢说真话”。
何泽慧的朴素是出了名的。做科研时，她非常节俭。2004年夏天，正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的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闯在楼道里遇到了何泽慧。得知工程经费是6.4亿元时，何泽慧十分吃惊：“怎么要花这么多钱？”于是，张闯把何泽慧请进了办公室，向她详细讲解了工程的方案、目标和国际竞争情况。何泽慧边听边提问，听完后就放心了，但她还是叮嘱张闯：“你们千万不要乱花钱。做研究工作，不一定要花许多钱。”
她不化妆，也不讲究吃穿。晚年时，她常把稀疏的白发梳成一个小发髻盘在脑后，不能扎到发髻里的散发，就随它们散着；她常年穿着工作服，有时会穿外孙女穿不了的衣服和鞋子；食堂里的包子和红烧豆腐是她午餐的标配，因为她觉得“包子最好，既是饭，又是菜，吃起来省时又省钱”。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何泽慧的节目播出了。宋黎明看到节目后，特意去告知何泽慧。何泽慧跟他说：“他们要我打扮一下，我不干；要我收拾一下房间，我说这样挺好；要我化妆，我说一辈子没化过妆。结果他们没办法，就这么拍了，这不也挺好的？”宋黎明说：“您和记者的对白很精彩。”何泽慧笑着回答：“我就爱说大实话。”
何泽慧爱说大实话、敢说真话的特点，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她当众说某位著名科学家：“你什么事都掺和，什么时候能沉下心来搞搞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惕碚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回忆：“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她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而做科学就要把求真务实放在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在研讨会上说。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与世长辞，但她给后辈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我们纪念何泽慧先生，就是要传承和发扬她的科学精神，继续推动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我们要以她为榜样，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王贻芳说。
《中国科学报》(2024-03-18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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