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高度渗透进人类社会。
在教育领域，DALL·E、Midjourney等生成式AI工具不仅能够辅助创作图像与文本内容，更能依据学习者特征提供个性化支持；医疗场景中，AI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影像识别将乳腺癌早期检出率提升27%，药物研发周期在算法介入下缩短40%；内容创作上，AI写作和绘画工具为创作者提供灵感与便利......
只是，AI技术在展现强大应用前景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伦理困境。由于训练数据集存在固有缺陷，部分AIGC呈现出系统性偏见、价值观冲突、“观点霸权”、刻板印象及虚假信息传播等一系列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长期关注AI伦理安全。在她看来，人工智能犹如人类社会的镜子——世界是怎样的，算法就会反映出来是怎样。人类若以善为准则培育它，就会塑造出良善；反之，会映射出恶意。
“前AIGC时代人类未能意识到的自身缺陷，如今通过智能生成的内容暴露了出来，这是它对人类的提示、警醒。在此之前，人类还没有如此全面地了解自身、理解人类社会，是不完美的人工智能展示了更全面的人类，从历史到现实。”陈昌凤在《由数据决定？AIGC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一文中写道。
当ChatGPT等AIGC工具日益渗透，其价值观偏差与伦理漏洞的根源何在？面对AI偏见与幻觉的双重挑战，普通个体应又该如何自处？围绕这些牵动大众神经的核心议题，时代财经专访了陈昌凤教授，试图在这轮技术狂潮中，厘清AI时代的生存法则。
以下是访谈节选（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略有删减）：
时代财经：什么是AI偏见？它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昌凤：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厘清两个关键概念——算法偏向（Bias）与算法偏见（Prejudice）。前者指算法基于数据特征形成的倾向性，比如系统根据用户喜好推送娱乐内容。偏向本身未必涉及道德问题，更多是技术设计的选择性优化。但当这种倾向与社会共识的公平价值观相悖时，就会演变成具有伦理争议的“Prejudice”（偏见）。
典型的AI偏见常体现在社会身份相关的决策中。例如图像系统将企业高管默认描绘为男性，而将清洁工设定为女性；招聘算法给男性推荐高薪职位，却为女性匹配低薪岗位......通过AI的自动化决策，算法偏见会形成规模化歧视，从而扩大社会不公。
早在2016-2018年间，美国ProPublica新闻网站发布了60余篇“机器偏见”系列报道，其中披露美国监狱采用的再犯风险评估系统“丑闻”：该算法号称能够通过历史犯罪数据，预测犯人危险性，却将黑人偷自行车判定为“高危”，而对持枪抢劫的白人罪犯判为低危。这种基于非公正历史的数据循环，会通过机器学习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数字时代的“种族偏见”。
时代财经：算法偏见是如何产生的？
陈昌凤：AI偏见的本质源于现实数据的局限性。
以“机器偏见”系列报道为例，过去一个世纪，黑人平权运动中存在较多与司法系统冲突的记录——这本质是社会不公正的连锁反应：教育机会缺失、阶层固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某些群体更容易被纳入犯罪统计。当算法直接采用这类带有历史伤痕的数据时，就形成了“黑人犯罪率高”的算法歧视。
有时候，算法设计者的个体偏见也会渗透进系统。就像Facebook前工程师自述，自己作为崇尚自由主义的开发者，刻意在算法中压制保守派信息。从这一点看，AI偏见实际是社会现实的投射——既可以镜像呈现人类的善意，也可能将恶意几何级放大。
时代财经：进一步说，人类社会偏见不可避免存在，那是否意味着算法偏见也无法消除？
陈昌凤：两年前我们访谈算法工程师时，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当时对方反问说：世界是怎样的，算法就会反映出来怎么样，你难道要我凭空创造没有人类缺点和问题的世界吗？
人工智能与社会本就是交互共生关系——它既具备技术特性，更承载着社会属性，不可能成为无菌的“社会真空体”。就像微软2016年的聊天机器人Tay，上线15小时就被社交媒体的恶意数据投喂成种族主义者。用偏见数据喂养就会强化歧视，AI是社会的镜子，折射出人性明暗。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技术要有价值观引领。就像媒体需承担导向功能，AI同样能在交互中设置道德滤网。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将"向善"的编码植入算法底层：当用户查询自杀方式时，系统不应机械提供工具指南，而应触发危机干预机制；当面对犯罪咨询时，需自动激活法律警示程序。
时代财经：除了算法偏见外，造成AI胡说八道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幻觉”。AI幻觉是怎么产生的？它对我们有何影响？
陈昌凤：围绕AI幻觉有一个经典故事：2023年2月，微软人工智能Bing的内部测试中，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凯文·鲁斯与其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对话，期间系统不仅自命为具有独立意识的"辛妮"，更虚构出工程师赋予其心理辅导功能的设定，并向人类记者示爱。
此类问题核心在于，AI运算原理是基于数据库预测下一个“token”的概率游戏，而非回答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架构，AI幻觉与人类认知机制存在相似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曾提到过：人类文明本就建立在集体幻觉之上，从远古神话到现代宗教，虚构叙事让人类有秩序性地生存下去。
因此以技术发展阶段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问题难以避免，有时候还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早期的DeepSeek往往把胡编乱造的事实藏在一堆看似合理的逻辑推论里，比如前段时间“中国80后的死亡率5.2%”的谣言，就是AI幻觉的衍生。
时代财经：听起来无论是AI偏见还是幻觉，现阶段都无法解决，它的技术瓶颈在哪？
陈昌凤：首先你得能打开“算法黑箱”。由于算法的复杂性难以追溯，AI的决策机制就连设计者自身有时都难以解释清楚。事实上，人类与“黑箱”的博弈已持续数十年，但技术自洽逻辑与生物性特质决定了这种必然，“算法黑箱”目前来说是打不开的。
时代财经：在无法打开的算法“黑箱”面前，如何让AI的决策更加透明和可靠？
陈昌凤：因为“黑箱”内在特性所致，我们目前只能在设计层面尽可能把握透明度，比如公开推荐算法的公式、用户画像、地理位置画像等多维度数据，向社会展示技术逻辑。过去几年，学术界经常从伦理层面呼吁提高透明度，但对AI算法只是“无牙老虎”，这往往只是一个伦理的期待。归根到底，企业核心算法仍是商业机密，一旦公开，核心竞争力将荡然无存。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黑箱争议多演变为法律博弈，Facebook在欧洲的诉讼、谷歌的赔偿案例，用户与平台间形成“进退”拉锯：有时用户让步接受现状，有时平台妥协适度开放，本质上是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持续平衡，而标准会在反复磨合中趋于合理。
时代财经：既然AI存在那么多问题，当它错误决策导致不良后果时，法律下的权责应该如何划分？
陈昌凤：AI时代权责划分是难点问题之一，目前的法律实践通常将责任主体锁定在两个层面，即使用方需承担审慎核查义务，平台方则需对技术框架负责。
比如，自动驾驶技术引发事故，责任通常指向平台方、车主，因为车辆控制权由驾驶员掌握。类似地，在医疗场景中，若AI开具的处方导致患者损害，责任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而非技术平台。其责任划分逻辑仍是参照互联网治理框架，责任均需根据控制权归属进行动态分配。
时代财经：前段时间，网信办下发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规范AI类应用网络生态的通知，说明AI工具已经对现实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在你看来，当下围绕AI安全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昌凤：最紧迫的监管议题当属虚假信息治理与个人信息安全防护两个领域。眼下，深度伪造技术已经非常泛化，其应用已从娱乐场景转向社会攻击工具，被滥用实施人格抹黑、煽动意识形态对立等恶性行为。包括伪造国际名人谣言、中学生的面容被移植至非法场景。
同时，开源模型带来的“低门槛”生成能力，使任何人都可批量制造诽谤图文、伪造敏感影像。在这种背景下，民众的教育确实非常重要。AI的用户们要有技术素养，确保自己不会被AI蒙骗，首先在认知上有所调整，不能全盲依赖AI，它非结论和教条；其次，谨慎辨别信息，把AI检索和推理的信息分开，亦或是用AI对抗AI方式校准内容。
时代财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化大众的技术素养，保证大家能够以平均水准去使用AI？
陈昌凤：AI技术素养本质上属于全民终身教育范畴，需要社会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政府层面应主导制定更加细化的监管体系，教育系统需将AI认知课程融入各阶段教学，新闻则要及时告知大众AI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技术素养提升与数字鸿沟消除具有相似规律——它既不能单靠强制推行实现，也不会自然达成均衡状态，而是需要技术普惠机制与个体学习意愿的共同作用。提升AI时代原住民的技术素养任重道远，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2-1148-0.html专访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AI是社会的镜子，折射出人性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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