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武昌区张之洞路，这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一九所行政楼所在地。如今，行政楼的走廊上，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工作日准时“上班”的老人了。
2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名誉所长黄旭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9岁。
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温和的言语……外表看起来质朴温润的黄旭华，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人生的大海之中。
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
“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2017年11月17日，人民大会堂的这一幕，温暖人心。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准备同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合影时，看到黄旭华站在代表们中间，便握住这位耄耋老人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旁。
但曾有很长时间，黄旭华的影像就像珍贵的文物，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
黄旭华人生的转折，起于1958年的一通电话。
“电话里只说去北京出差，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了。”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旭华说，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国家要搞核潜艇。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正因如此，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
听说要搞核潜艇研究，黄旭华很高兴。但组织要求：这是绝密工作，与父母亲、兄弟姐妹和同学的关系要尽量淡化，不能暴露工作单位、工作名称、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黄旭华欣然答应。
黄旭华做出这一选择，并不让人意外。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系。
深蓝之下，功勋与遗憾同沉。
为了保守组织秘密，整整30年，黄旭华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信箱，甚至在父亲去世时也没能送上最后一程，以至于老人至死都不知道儿子究竟在做什么。直到1987年《文汇月刊》刊发《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母亲含泪细看，根据文中提及的三儿媳名字，认定主人公就是多年未归的三儿子黄旭华。
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双全，黄旭华的答案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用最“土”的办法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步履维艰。
“严格来说，那时我国根本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除了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黄旭华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开始参与的29人对核潜艇一无所知。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但难度也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进行数据计算。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黄旭华回忆说。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在1959年的豪言壮语，如同灯塔般照亮了黄旭华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不断前行。
最初没有任何研究手段，连办公场地都是借用人家的，黄旭华他们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借地种菜”。他们先后派人到陆上模式堆工地“种菜”长达两年，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
除了“种菜”，黄旭华和团队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从情报入手，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黄旭华提出收集资料时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在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时，在辽宁葫芦岛零下30摄氏度的板房里，黄旭华等10余人裹着棉被推导公式，挖野菜和白菜根充饥，“头拱地、脚朝天”昼夜鏖战，等待转机和希望。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交付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速度之快，震惊世界。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因为北海水浅，一直到1988年，我国核潜艇极限深度深潜试验和水下全功率最高航速试验才在南海开展。
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压力就有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或一条焊缝有问题，或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
1963年，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还不到200米时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名参试人员无一生还。
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有一天，艇长和政委向黄旭华求助：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却越来越重，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黄旭华第二天带着几个技术骨干，与参试战士们对话。
“随时随地要为国家的安全献身自己，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血染的风采》是一首很美、很悲壮的抒情歌曲，我也喜欢它，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我们去牺牲，而是要把数据拿回来，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雄壮威武的进行曲。”黄旭华的一席话，缓解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
让人没想到的是，紧接着，62岁的黄旭华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话：“我跟你们一道下去！”
“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在水面指挥艇上”“您都60多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面对大家的劝说，黄旭华却坚决地说：“我是总师，总师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更重要的是要为下去的人员生命安全负责到底。”他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船员们的顾虑。
试验当天，由浅潜到深潜，参试人员全神贯注，坚守各自岗位，只听到艇长下达任务、艇员汇报实测数据的清脆声音，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潜艇发出的巨响，焊缝的撕裂声令人毛骨悚然。
黄旭华镇定自若。深度器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艇长下令全艇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全部检查完毕后，下令开始上浮。
浮到100米时，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安全深度到了，深潜试验成功了，全艇沸腾了，有的人抑制不住哭了出来。
黄旭华并非诗人，但在那一刻诗兴大发，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将个人的抱负和国家需要紧紧相连
2020年1月，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
陪同他一起去北京领奖的七一九所工作人员回忆，回武汉的路上，黄旭华就在考虑该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奖金。
2020年夏日的一天，这名工作人员突然收到一张来自黄旭华的手写清单，列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捐赠的单位和数目。奖金的使用大致分3个方向，捐赠给科研、教育、科普事业。
随后，黄旭华向他所在的七一九所捐赠1100万元，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科协分别捐款；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旭华基金”，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身祖国国防军工事业。
“核潜艇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全国2000多个科研院所、工厂和高校大协作的结果，荣誉属于大家。饮水思源，这笔钱应该回报社会。”鲐背之年，黄旭华初心如炬，“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我的捐赠，让更多人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
前些年，黄旭华接受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伴随他20多年的老花镜、放大镜完成了使命。当时黄旭华在接受采访时风趣地说：还要为国家再工作20年！
离开科研一线后，他对装备发展寄予厚望，也在报告中多次分享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把个人抱负和国家需要紧紧相连，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湖北武汉武昌区张之洞路，这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一九所行政楼所在地。如今，行政楼的走廊上，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工作日准时“上班”的老人了。
2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名誉所长黄旭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9岁。
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温和的言语……外表看起来质朴温润的黄旭华，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人生的大海之中。
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
“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2017年11月17日，人民大会堂的这一幕，温暖人心。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准备同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合影时，看到黄旭华站在代表们中间，便握住这位耄耋老人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旁。
但曾有很长时间，黄旭华的影像就像珍贵的文物，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
黄旭华人生的转折，起于1958年的一通电话。
“电话里只说去北京出差，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了。”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旭华说，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国家要搞核潜艇。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正因如此，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
听说要搞核潜艇研究，黄旭华很高兴。但组织要求：这是绝密工作，与父母亲、兄弟姐妹和同学的关系要尽量淡化，不能暴露工作单位、工作名称、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黄旭华欣然答应。
黄旭华做出这一选择，并不让人意外。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系。
深蓝之下，功勋与遗憾同沉。
为了保守组织秘密，整整30年，黄旭华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信箱，甚至在父亲去世时也没能送上最后一程，以至于老人至死都不知道儿子究竟在做什么。直到1987年《文汇月刊》刊发《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母亲含泪细看，根据文中提及的三儿媳名字，认定主人公就是多年未归的三儿子黄旭华。
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双全，黄旭华的答案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用最“土”的办法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步履维艰。
“严格来说，那时我国根本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除了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黄旭华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开始参与的29人对核潜艇一无所知。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但难度也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进行数据计算。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黄旭华回忆说。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在1959年的豪言壮语，如同灯塔般照亮了黄旭华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不断前行。
最初没有任何研究手段，连办公场地都是借用人家的，黄旭华他们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借地种菜”。他们先后派人到陆上模式堆工地“种菜”长达两年，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
除了“种菜”，黄旭华和团队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从情报入手，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黄旭华提出收集资料时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在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时，在辽宁葫芦岛零下30摄氏度的板房里，黄旭华等10余人裹着棉被推导公式，挖野菜和白菜根充饥，“头拱地、脚朝天”昼夜鏖战，等待转机和希望。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交付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速度之快，震惊世界。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因为北海水浅，一直到1988年，我国核潜艇极限深度深潜试验和水下全功率最高航速试验才在南海开展。
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压力就有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或一条焊缝有问题，或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
1963年，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还不到200米时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名参试人员无一生还。
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有一天，艇长和政委向黄旭华求助：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却越来越重，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黄旭华第二天带着几个技术骨干，与参试战士们对话。
“随时随地要为国家的安全献身自己，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血染的风采》是一首很美、很悲壮的抒情歌曲，我也喜欢它，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我们去牺牲，而是要把数据拿回来，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雄壮威武的进行曲。”黄旭华的一席话，缓解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
让人没想到的是，紧接着，62岁的黄旭华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话：“我跟你们一道下去！”
“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在水面指挥艇上”“您都60多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面对大家的劝说，黄旭华却坚决地说：“我是总师，总师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更重要的是要为下去的人员生命安全负责到底。”他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船员们的顾虑。
试验当天，由浅潜到深潜，参试人员全神贯注，坚守各自岗位，只听到艇长下达任务、艇员汇报实测数据的清脆声音，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潜艇发出的巨响，焊缝的撕裂声令人毛骨悚然。
黄旭华镇定自若。深度器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艇长下令全艇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全部检查完毕后，下令开始上浮。
浮到100米时，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安全深度到了，深潜试验成功了，全艇沸腾了，有的人抑制不住哭了出来。
黄旭华并非诗人，但在那一刻诗兴大发，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将个人的抱负和国家需要紧紧相连
2020年1月，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
陪同他一起去北京领奖的七一九所工作人员回忆，回武汉的路上，黄旭华就在考虑该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奖金。
2020年夏日的一天，这名工作人员突然收到一张来自黄旭华的手写清单，列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捐赠的单位和数目。奖金的使用大致分3个方向，捐赠给科研、教育、科普事业。
随后，黄旭华向他所在的七一九所捐赠1100万元，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科协分别捐款；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旭华基金”，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身祖国国防军工事业。
“核潜艇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全国2000多个科研院所、工厂和高校大协作的结果，荣誉属于大家。饮水思源，这笔钱应该回报社会。”鲐背之年，黄旭华初心如炬，“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我的捐赠，让更多人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
前些年，黄旭华接受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伴随他20多年的老花镜、放大镜完成了使命。当时黄旭华在接受采访时风趣地说：还要为国家再工作20年！
离开科研一线后，他对装备发展寄予厚望，也在报告中多次分享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把个人抱负和国家需要紧紧相连，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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