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许多影院已经下线的情况下，若想在黑暗中聚精会神地重温电影《奥本海默》，在上海依然可以找到仍在放映的影院，上海读者对《奥本海默》的传记也报以同样的热情。昨晚的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坐得满满当当，大家都在等待《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的作者之一凯·伯德。电影《奥本海默》导演诺兰说过，“如果没有凯·伯德和马丁·舍温的原著，我想我是不会拍这部电影的。”
图说：活动现场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传记，比好莱坞复杂
这本历时25年写就、采访了150多位与奥本海默相关的人所写就的传记，对好莱坞来说太过复杂，而文字比电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讲述更复杂的故事。例如电影中没有描述任何奥本海默母亲的童年也没有涉及奥本海默的童年的内容，奥本海默的父母非常富有。电影里没有回溯他的教育历程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但电影捕捉到了奥本海默的个性，把影片的重点放在了1954年的审判，以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关系上，这让伯德很满意。他说：“诺兰用这部分展示了奥本海默难解的个性和政治立场：他反对氢弹、反对制造更多这类武器，进而导致树立更多的敌人；还向观众解释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发生的一切，这段历史几乎被人遗忘了。”
1945年，“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是一位英雄，而9年后，命运急转直下，他突然在秘密的听证会上受审，被羞辱被摧毁，伯德认为，“每一段令人感兴趣的人生是胜利也是悲剧，正是它们构成了戏剧般的转折。”
图说：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英雄”，需要一个敌人
“奥本海默很聪明，很难相处，他有着与别人相比更漫长的青春期，但他有能力改变自己，这在他的生活中反复验证。他在实验物理上受挫，却能够通过获得对理论物理的兴趣来克服这一点。”在伯德看来，奥本海默的故事本身就非常人性化，“最初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他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教授，不知道如何讲课，学生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最终，他学会了如何教学，变得很有口才，在今天可以找到的演讲视频中发现，那是一种非常有磁性的柔和声音，他可以把每个单词都说得清晰流利，不反复。他知道怎样把自己塑造成想要的样子。”
伯德认为，奥本海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雄辩的口才和沟通能力，在面对格罗夫斯将军时能用将军听得懂的语言流利地解释专业问题，也理解将军对于安全和保密的高度关注，而这恰恰是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无法做到的。可惜，奥本海默的天赋也会突然失灵，当面对当权者，他往往不屑一顾，直率到粗鲁的地步。刘易斯·斯特劳斯是个成功的商人，即使成为奥本海默的“老板”，他在奥本海默面前也没有安全感。奥本海默的盛气凌人令斯特劳斯心生怨恨，这最终给奥本海默的人生以重创。
图说：《奥本海默传》作者伯德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智力上的优越是双刃剑，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一本“英雄传记”中若没有一个反派敌人，恐怕绝非一本好看精彩的传记。伯德告诉读者，人物传记是关于一个人生活的叙事性故事，读起来像小说，与小说的区别就是每一句引语都有出处，“尽可能地接近事实，我们都对八卦感兴趣，传记是严肃的八卦。”
现在，“奥本海默时刻”
伯德和另一位作者舍温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彼此也有过分歧，心存疑问，“我们在书中指出的毒苹果事件依旧是个谜团，还有很多谜……”他们在“传记的核心是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那场听证会”上达成共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影导演诺兰与他们不谋而合。
2005年，《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在美国出版，荣获了众多奖项，如同年的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2006年的普利策传记文学奖，以及2008年的达夫·库珀奖。
图说：《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伯德不忘提醒在座的读者，我们正在经历21世纪的“奥本海默时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科技的世界，我们无法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来指引我们的选择。只有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家才能理解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新技术，如何控制，如何监管，确保社会在应用它时不会对就业和人类造成太大伤害。”（新民晚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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