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82岁的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乘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下潜至1410米的海底，成为我国载人深潜史上年龄最大的下潜者。
2018年，汪品先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归来出舱。受访者供图
为了这一刻，汪品先等待了整整40年。
那是1978年，他跟随当时石油部科技代表团出访国外，一位法国专家向他描述了乘坐载人深潜器潜入地中海海底的经历。“什么时候能乘着我国的深潜器到海底考察？”汪品先默默地想。
40年间，人类逐渐进入开发海洋资源和利用海洋战略空间的新阶段，世界大国纷纷加速向海洋布局。对中国而言，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40年的岁月，把汪品先的头发几乎全染白了，让他脸上添了更多皱纹、上背部慢慢拱起。可他身上那股劲头始终没变，他目光明亮有神、走路依然带风。他期待迎接海洋地质学的“中国学派”、期待中国成为全球科学研究的引领者。
“零”的突破！
中国科学家担任大洋钻探首席
多年前的一幕，汪品先至今印象深刻：
1999年3月3日凌晨，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184航次第一口井在南沙开钻，“乔迪斯·决心号”钻探船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这口2800米水深的ODP1143井钻到海底以下500米，至今仍是南海海区唯一的科学深钻。
汪品先站在甲板上，感慨万千：这是首次由中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联合科考计划，也会是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
钻探船从澳大利亚西岸起航，跨越印度洋进入南海时收到国际警告——南海南部出现海盗。当时，船长从安全角度出发，提议放弃南沙钻井，直奔东沙海域。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的汪品先坚决不同意，最终通过和国内联系，获得了国家海洋局“我国将注视该航次”的承诺，决定在南沙开钻。这才出现了美国船在南沙升起中国国旗的一幕。
船上24小时灯火通明，大家分成两班轮流工作。
为了能及时了解昼夜两班的工作情况，62岁的汪品先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定在凌晨3点到下午3点。汪品先回忆说，超时工作是常事，“困了也不敢睡觉，以前都没见过大洋钻探船，现在要指挥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这个责任太重了”。
近两个月的航行中，他们共钻井17口、取芯5000米，首次取得了南海3000万年前海底扩张、2000万年前地质和气候突变等证据，揭示了南海演变史。
ODP是始于1968年的国际合作计划，在中国于1998年正式加入前，主要参与方是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科学家们用特殊装备的钻探船在水深几千米的洋底打钻，通过对海底岩芯的分析，揭示地球表面的种种历史。
作为全球唯一钻探深海海底的计划，ODP的钻探地点由国际科学委员会投票择优决定，每一个航次都竞争激烈，有的建议书甚至提交了十几年都没被选中。
“我们打的牌是‘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汪品先说，当时季风演变是国际上的研究热点，而季风气候演变的理论假说只有来自印度洋的证据，缺乏东亚季风的记录。
汪品先建议钻探南海，探索青藏高原隆升如何影响季风演变，这项建议一举成功，在1997年的国际投票中以第一名胜出。这次钻探后，中国海洋地质学者终于走在了世界海洋探索的最前沿，迈向了争创国际一流的新征程。
期待迎接海洋地质学的“中国学派”
俯瞰我们的蓝色星球，71%的表面被海洋覆盖，其中超过2000米深度的深海区域，占整个海洋面积的84%。也就是说，地球六成以上区域被深海环境覆盖。
海洋强则国家强，海业兴则民族兴。当南海研究终于走进国际视野，汪品先希望它更加夺目。
2006年，汪品先开始筹划申请“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4年后，计划正式启动，共设立60个研究项目，吸引了全国30多家单位700多人次参与，是中国海洋基础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计划。该计划在南海开展了3个国际大洋钻探航次和3个深潜航次。
“如果把研究南海演变比作解剖一只麻雀，地质构造演变就是麻雀的骨头；记录南海历史的深海沉积就是麻雀的肉；海盆中的流体就是麻雀的血。三者互相关联，缺一不可。”汪品先介绍。
上述研究计划在这三方面全面开花，取得了一系列与国际主流观点相左的科学突破：通过研究南海气候演变的记录，提出低纬驱动全球气候演变的观点，这与以往认为北极高纬决定全球气候演变的模型相反；针对南海的成因，提出了板缘张裂的新假说，否定了原来流行的“大西洋模型”……
“地球科学在欧洲产生，从出生起就带着欧洲的‘胎记’。但大西洋的东西搬到西太平洋不一定都对。”汪品先说。
过去十来年，汪品先发表国际论文都很吃力。“我的文章总和别人的观点打架，评审人一般不喜欢反对派，有位主编曾经劝我换个刊物，我说就是要在你那里发表，因为我是对的。”
最终，论文得以发表，但要得到反对者的认可和接受，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科学贵在怀疑，而创新是要求多数服从少数，因此从来就不容易。我期待迎接海洋地质学的‘中国学派’。但这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更多的年轻学者不断努力。”汪品先说。
没有国就没有家，这种情结永远放不下
汪品先认为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前半生动荡，真正做科学研究是在后半生。他49岁评上教授、55岁当选院士，可他自认为“有点分量”的重要成果，都是在60岁以后做的。
汪品先常开玩笑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到了晚年，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学术富矿”。
正因如此，汪品先一直“对时间很小气”，尽可能把时间都留给研究和工作。他办公室的灯从早上7点半一直亮到夜晚12点多，4年前大病一场后，他才提前至晚上9点半离开。
“等了几十年得到的工作机会，我怎么能不珍惜？”汪品先说，“好比‘飞鸿踏雪泥’，总想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和社会进步方面留下个脚印。”
这种家国情结，是汪品先从小就有的。作为1936年出生的“老上海”，他的童年被打上苦难的烙印。“我们抗战期间出生的一代人，最懂得没有国就没有家，这种情结是永远放不下的。”汪品先说。
1955年，汪品先赴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当时出国的时候，全身上下，就连袜子、手套都是国家给的。回国后，想的是‘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这成了我一生的信念”。
1960年，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满腔热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加入筹备中的海洋地质系。当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40多名大学毕业生，准备打造新专业，然而没有一个人懂得海洋地质学，“困难时期”，大家只能看书。
几年后，国家在上海正式设立“627工程”，计划在东海、黄海勘探油气资源。1972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海洋地质连队”并入同济大学的地下工程系，汪品先随之转入同济大学。1975年，同济大学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可当时学校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更不要说勘探海洋石油。
“幸好有出海船只带回来的黄海海底的泥巴。我把泥巴放在大搪瓷碗里泡开，然后在水龙头下淘洗，再用一台勉强可用的显微镜鉴定微体化石。”汪品先回忆，这是他“向海洋进军”的开始。
1978年，汪品先跟随当时石油部科技代表团出访美国、法国两个月，发现世界各国的石油勘探正在向海洋转移，国外大石油公司、名牌大学都在研究海洋、勘探海洋。
“这次出访让我眼界大开，可以说影响了我一辈子。我看到了国际前沿在深海大洋，而中国落后的地方也在海洋。”汪品先说。
正因为瞄准了海洋的大方向，汪品先的科学生涯随着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1985年设立我国第一个海洋地质博士点后，他以副教授身份一跃成为博导；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担任ODP第一位中国首席科学家；2005年获批建设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2018年主持我国“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使南海成为边缘海深部研究的典范。与此同时，汪品先不断呼吁加强我国海洋意识、激活我国文化中的海洋元素。
如今，汪品先的梦想早已实现，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日益提高。而汪品先老当益壮，依然夙夜匪懈，奋斗在海洋科技战线上。
《中国科学报》(2024-02-29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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