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的激流在脚下咆哮飞卷，一根溜索横亘于数十米高空。
一个年轻人正借助惯性沿溜索飞驰过江，突然，溜壳一震，滑槽脱离了索道，歪向一边。与竹编的溜索直接摩擦的，只有两条细长的皮带。皮带摩擦着溜索，发出“咔咔咔”的声响，随时可能断裂。
“糟了！”年轻人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命悬一线、惊心动魄的往事，曹文宣依然记忆深刻。那是他长达70年的科研生涯中，经历的最为惊险的一次。那一年他才26岁，青春洋溢，对野外科考充满了好奇。
顺着《中国科学报》记者的提问，这位年过九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生物学家、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从容地回忆起那些往昔岁月。
曹文宣院士近照。水生所供图
让武昌鱼“游”上餐桌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让武昌鱼名扬四海。这一舌尖上的“文化符号”，从野生鱼种跃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离不开曹文宣六十载的深耕。
1955年，初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的曹文宣，接受了梁子湖的团头鲂和三角鲂个体生态学的研究任务。
他介绍，梁子湖的渔民早就能够识别湖中生长的“三角鳊”和“团头鳊”两种“鳊鱼”。1954年水生所梁子湖鱼类生态工作站建立后，由易伯鲁先生研究了两种鱼的形态学差异，命名了团头鲂的科学名称。而三角鲂的名称当时已存在100多年，并且分布很广。
团头鲂主要分布于梁子湖。梁子湖通过长港在樊口与长江相通，樊口隶属于鄂州市。在1700多年前，鄂州称武昌，是孙吴建都之处。樊口产的鳊鱼特别好吃，有“樊口鳊鱼甲天下”的美誉，并将其称为“武昌鱼”。
曹文宣发现，团头鲂以水草为食，在静水中繁殖，产出的卵黏附于水草上，能够便于人工孵化。他在1960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梁子湖的团头鲂和三角鲂”，在分析了团头鲂的生物学特点后，提出团头鲂可以作为养殖对象。
为了普及有关团头鲂的科学知识，曹文宣于196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漫话武昌鱼》，热忱推荐人工养殖团头鲂，希望全国人民都能吃到肉味腴美的武昌鱼。
在曹文宣等科学家的努力下，团头鲂的养殖技术不断改进，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如今，武昌鱼年产量已达70余万吨，从湖北地方特产升级为全国性水产支柱之一。
进入21世纪，曹文宣仍密切关注着武昌鱼的前沿科技进展。2022年，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了无肌间刺的武昌鱼。曹文宣认真研究后表示：“无刺化不仅能降低食用风险，更能推动加工标准化，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为了观察团头鲂，也为了研究鱼类，此前从未有过捕捞经验的曹文宣尝试下湖捕鱼。他主动向渔民请教经验，学会了撒网、起网，以及渔网保养等技能，成为渔民眼中的“真把式”。
学生介绍，曹老师不仅自己擅于撒网，而且提出明确要求：“做我的研究生必须会撒网，在野外不会撒网怎么捞鱼？”他手把手教学生撒网，培养了他们“渔夫般”的动手技能。
常年与鱼打交道，曹文宣不仅懂鱼，更懂烹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清蒸武昌鱼，其秘诀是“选用猪肉、火腿、香菇等食材，佐以葱、姜、盐、白胡椒粉；不放酱油，仅用盐调味，最大程度保留鱼的鲜味。”
青藏高原上的探险家
青藏高原被视为地质与生物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但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端环境、复杂地貌及上世纪50年代动荡的社会局势，令科考工作堪比“生死探险”。
1956年始，23岁的曹文宣作为水生所青海湖综合科考队成员，开启了对“世界屋脊”的首次系统性鱼类研究。此后20年间，他九上高原，足迹遍及青海湖、横断山脉、雅鲁藏布江峡谷以及阿里地区，在缺氧、匪患、物资匮乏等挑战中，采集标本、探寻真相。
首次科考时，时值青海解放初期，科考队需要在部队保护下开展工作。“车头架着机枪，解放军全程随行。”
高原交通极度落后，科考队员挤在改装卡车上穿越无人区，夜间常与跳蚤“同榻”。曹文宣回忆：“跳蚤钻进衣领，抓都抓不完，索性任其叮咬。”
在科考途中，他曾从疾驰的汽车上摔落，爬起来后，自我调侃：“高原风大又干燥，摔一跤就当吹干衣服”。
1960年夏季的梅里雪山考察，成为其科考生涯的最艰险的时刻。当时，科考队在茫茫无际的野外迷了路、断了粮，年轻的曹文宣冒险以溜索横渡澜沧江求援。
行至江心，溜壳的溜槽突然脱离索道，他顿时悬于距怒涛数十米的空中。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惊险的一幕。
进退维谷、命悬一线，他赶紧双手紧握剧烈晃荡的溜索，保持引体向上的姿势。“我当时想：‘糟了，掉下去就完了’”曹文宣说。
为了最大程度减轻那两根皮带的承重量，避免坠江，他尝试腾出一只手，使尽力气将溜槽扳回原位，扣在溜索上，但溜壳已失去滑动的惯性，体重将溜壳压成一个斜坡，无法恢复正常滑动。
无奈之际，他双手交替握住溜索，一把一把艰难地向前腾挪。脚下是咆哮的江涛，耳畔是呼啸的山风，求生的本能，让他使尽全身力气，缓缓朝着30多米开外的对岸拽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双脚再次着地，他瘫倒在地，全身汗透。同行人员与当地向导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溜索脱险当晚，曹文宣和科考队员们在跳蚤肆虐的河滩蜷缩过夜，暴雨引发山洪又冲走了他们的物资……
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度过了一回回艰难险阻，曹文宣累计采集上万条鱼类标本，发现裂腹鱼亚科和高原鳅属新种22个，掌握了大量珍贵科考材料。
1977年，曹文宣在威海举行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学术会议上发布《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及其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提出“三阶段演化理论”，首次通过生物演化证据揭示高原隆升历程，以一条鱼的系统发育过程揭开青藏高原隆起的秘密，引起热烈反响。
“它们的咽喉齿从三排退化为单排，鳞片逐渐消失，正是高原阶段性抬升的活证据。”他解释，裂腹鱼类的栖息地在第三纪初还是在古地中海，随着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高原隆起导致水温剧降，鱼类通过基因突变适应环境。
“不能适应的消亡，能适应的成为‘高原专属’。”该理论被冰川学、地质学多领域交叉印证，轰动学界。
这一重要成果不仅让曹文宣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还于1984年斩获中国野外科研领域的最高荣誉——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科研人员野外撒网捕鱼。水生所供图
长江生态的守护者
从葛洲坝的生态影响评估，到赤水河沿岸生态修复，再到长江十年禁渔的推动，曹文宣始终走在生态保护的前沿。
20世纪60年代，葛洲坝工程提上日程，一些人提出要斥资修建鱼道，为鱼类繁衍提供通道。
曹文宣带领团队开展调研，得出一个结论——不需要建设鱼道。其根据是“中华鲟等大型洄游性鱼类无法通过鱼道，而‘四大家鱼’在坝下也能繁殖，无需过坝。修建鱼道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对鱼类造成更大的伤害。”他的建议最终被国务院采纳，避免了不必要的生态破坏和巨大的资源浪费。
20世纪90年代，白鱀豚、白鲟等珍稀水生动物的功能性灭绝让曹文宣深感痛心。他告诉《中国科学报》：“80年代以后，捕捞技术不断改进，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长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曹文宣回忆道，“我曾看到一条被电缆烧死的白鱀豚，全身都是红色的，伤痕遍布，令人心疼。”他意识到，过度捕捞、非法捕捞等行为会导致长江渔业资源衰退。
2006年起，曹文宣多次向相关部门呼吁禁渔，并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研讨。他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十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
作为“十年禁渔”首倡者，曹文宣欣慰地看到，禁渔全面实施以来成效初显。2022年监测数据显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鱼类193种，相较2020年增加25种，部分物种分布区域明显扩大，水生生物栖息环境日益优化。
在曹文宣的积极奔走下，长江上游赤水河被纳入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23年12月，赤水河流域已拆除321座小水电站，成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先行示范区和生态修复的典范。
对社会上有关“‘十年禁渔’差不多了，应该放开了”的说法，曹文宣并不赞同。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十年禁渔仍应持续推进，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十年禁渔期满之后呢？”
曹文宣表示：“十年期满，可以考虑结合生态修复情况，有计划的、适时适当的捕捞，但仍不能过度捕捞。”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8-3713-0.html曹文宣：“十年禁渔”仍应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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