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觉得偶然的发现未必带来很大的兴奋，反而是有规划的发现更加激动人心。”
作为一个考古人，张海的这个观点颠覆了很多人的既有观念——即考古是一种主要依靠运气的学科，谁发掘到有价值的文物谁就能取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如果先有了学术思想支持下的推测，再得到考古学的验证，那才是更让人兴奋的。
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正是这样实践了他的这个理念。近年来，北大联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于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对距今约4750—4500年的山东傅家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进行了研究。
这项研究的历史背景是宏大的。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1年进一步系统化，构建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这些理论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然而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一直缺乏，只有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等依据。
该研究于6月4日在《自然》杂志以article（论文）形式发表，从项目准备到最终发表前后历时4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证了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存在。
古DNA是这次考古学问题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作为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张海说，希望能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建立古DNA技术和考古学研究结合的新范式。在过去，考古学研究都是“透物见人”，即以出土文物来“间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现在则是直接以人类遗骸研究人，“希望有更多的古DNA研究支持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1 学科如何交叉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多学科团队合作又是如何进行的？
张海：
十多年前，就有研究者采用古DNA方法研究了傅家遗址。那时候只发现了南区墓地，加上当时的古DNA才发展到第一代测序技术，只能通过线粒体高可变区序列推测傅家遗址是母系社会的可能性，但却无法给出确证。
2021年，本研究通讯作者之一宁超研究员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回国加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他擅长古DNA技术，于是就提出能不能做古代个体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当时国际上流行使用第二代古DNA测序技术做群体遗传学研究，即追溯人群的来源、混合、迁徙以及演化过程，而亲属关系、社会制度的考古研究刚刚开始（傅家遗址研究之前，我们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研究也采用了古DNA技术确定了一个龙山文化的扩大家庭，鉴于当时只有三个样本，研究成果发表于iScience，算是我们应用古DNA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第一次简单尝试）。
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山东大学曾经做过的傅家遗址考古研究，在联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孙波院长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又重新启动了傅家遗址古DNA研究。
有关傅家遗址古DNA研究的工作，我们是和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黄岩谊、庞玉宏团队合作完成的。因为他们在北大有很好的古DNA研究的基础，并完成了八里岗等遗址的古DNA研究工作。
另外一个重要的契机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昝金国刚好在2021年发掘了傅家遗址北区墓地，它和南区墓地都在一个遗址，但却有不同的线粒体分型，都是跨越了250年至少10代的墓地。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关键的证据：一个聚落的两个氏族。
如果只有一个墓地，我们还不能确认它是不是氏族。因为氏族是施行外婚制的，需要有两个以上互相通婚的氏族，才能确定氏族组织存在的完整逻辑链条。另外，究竟是氏族还是同一个老祖母的大家族，也需要全基因组判断血缘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发现北区墓地是我们最大的“运气”。
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当时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与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我们又邀请中央民族大学严实副教授团队负责有关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王学烨副研究员负责稳定同位素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存在的完整证据链。
《中国科学报》：你和宁超研究员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
张海：
尽管我个人兴趣广泛，但因为能力有限，做考古集中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虽然也在关注，但投入精力少。多学科方面，我对环境考古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田野离不开环境基础，或者说环境考古是考古的基础。
至于和古DNA技术的整合，完全是因为宁超到了北大。我们都对对方的研究感兴趣，并且我们相互都尊重对方的研究领域。他进入到了我研究的核心领域，我也进入他研究的核心领域，大家在一起合作非常开心，最终才有机会一起深度合作产出创新性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只靠古DNA技术是无法完成这项研究的，所以你是怎么理解学科交叉的？
张海：
古DNA技术虽然是这项研究的关键，但并不是全部。因为本研究的科学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主要源自人类学和考古学，所以就需要多学科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形成严密的相互论证。
对这个交叉研究的项目，我有一个重要的心得，就是研究团队的每个学科成员都是本行业的专家，而不是“跨界专家”。实际上，审稿过程中，四位审稿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了极为专业的意见，包括群体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
正是因为我们团队中每个方向都有懂行的人，最终才能有效解决深层次问题，所以学科交叉不是让我这个考古人去学古DNA技术、稳同技术，然后就自以为是专家了。我一度自认懂一点稳定同位素知识，以前也用稳定同位素数据发表过文章。但在这篇文章的审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差得很远，完全是“井底之蛙”。有了王学烨老师，我们才顺利补充了实验，满足了审稿人苛刻的专业要求。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能聊得来。共同的“交叉兴趣”其实也很难得。如果你只关心你的科学问题，我只关心我的科学问题，最后也很难搞到一块儿去。
张海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个文科领域的学者，你觉得文科研究和理科研究有哪些不同？
张海：
各有优势，也各有所短。比如，文科生有发散思维，想问题比较全面，但头绪往往很多，缺乏逻辑闭环、量化分析和严密论证。还有一些文科式研究容易走到简单分类式、定性式甚至给人“戴帽子“的极端方向上。对文科生来说，学习一些理工科的严密逻辑和用”数据“来说话的思维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2 改写教科书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母系社会问题这么重要？你为什么这么关注古DNA技术？
张海：
母系社会是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广泛确认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母系社会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是一般状态还是有特殊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起源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社会组织从血缘到地缘，并伴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母系和父系都是血缘组织，显然研究古代母系社会组织是研究文明起源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在过去，我们没有条件准确判定古代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现在古DNA技术可以了，所以自然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
《中国科学报》：母系社会研究跟中学教材关系密切，你也参与过中学教材的编写，所以在做傅家遗址研究的时候有改写教科书的感受吗？
张海：
我们做这个研究当然不会首先考虑教科书，也不会以教科书为科学问题的起点。但研究结果客观上对教科书有影响。教科书涉及的都是重大历史问题，必须有确凿的科学性。比如我2024年参编的中学历史教材（七年级上），从猿人一直讲到魏晋南北朝，时间跨度很大，所以既要精挑细选，又要科学论证，任何一句话都要仔细去考虑。
我们能证实大汶口文化存在母系社会，但是此前还没有研究证实老版的教科书（我本人在初中历史课上学习的）中提到的从母系到父系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毕竟那个理论是人类学家根据现代民族志和历史文献研究提出的一个假说，需要进一步证实，所以我们的教材很早就不再说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了。因为这个问题还缺乏科学论证。
即便是我们这项研究，也只能说证明了史前母系社会的存在，但“存在”与“普遍存在”是两码事，是否有普遍从母系向父系转变的一般规律，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有了古DNA技术的支持之后。
《中国科学报》：这次研究之所以能成功，似乎不完全靠考古的运气。
张海：
一方面是要靠运气，比如这次北区墓地的发现。但也不完全是。我们还需要跟踪进展，对学术问题特别是热点问题保持敏感，才能了解证明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在关注国际古DNA研究。目前国际上的发现都是史前父系社会，所以很多人认为母系社会只是一种特殊情况。比如，在太平洋一些地区至今存在母系社会，男性从事诸如深海捕捞的危险工作，家里财产继承按照母系传承，等等。
3 考古学需要有思想
《中国科学报》：所以考古学是不是已经远远走出了靠运气吃饭的层次？
张海：
我倒觉得偶然的发现未必带来很大的兴奋，反而是有规划的发现才会真正让人激动。如果有了学术思想支持下的推测，再得到考古学的验证，那才是让人兴奋的。
《中国科学报》：就是说如果要做好考古，历史学修养就必须具备，对吧？
张海：
考古学者需要懂一些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因为考古学的最大一个特点是考古学的研究资料都是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而且它们彼此之间是碎片化和静态的，需要用历史学、人类学等的知识去“缀合”它们。
所以只懂得挖东西还不行，还得懂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来解读考古材料。这不仅要有历史学修养，更要有多学科修养，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
《中国科学报》：其实考古学家可以站在人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角度上提出新的理论，对吧？
张海：
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还有人认为是“作为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古学”。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在说考古学的材料不能直接说话，都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持。
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只有方法论，没有认识论。考古学认识论（或本体论）的建设非常必要，是考古学真正与其他学科，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能在高层次上对话的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报》：那么你理想的研究状态是什么样的？
张海：
为自己的兴趣而研究，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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