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银行板块回暖，沉寂多年的银行可转债市场迎来久违的“转股潮”。从南京银行、杭州银行高达99%以上的转股率，到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引入“白衣骑士”压哨转股，再到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股东主动出手协助转股，银行可转债正摆脱“发得出，转不动”的尴尬局面，迈向“发得出，转得动”的新阶段。
在监管政策鼓励资本多元补充、市场供需错配加剧、投资者接受度提升等因素推动下，银行转债正重新回归为“补血主渠道”，并迎来“再起航”窗口期。
可转债重返银行“补血主渠道”
今年以来，成都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苏州银行等多家银行可转债触发强赎，转股率普遍在90%以上，部分银行甚至高达99.98%。在股价修复共振的背景下，曾经的“理想型融资工具”开始真正兑现其资本工具属性。
7月18日，南京银行公告称，“南银转债”触发强赎并摘牌，其转股率高达99.98%，刷新银行转债转股率纪录。“南银转债”于2021年6月发行，设置了明确的强赎机制。随着南京银行股价持续走强，提前满足赎回条件，转股总数达23.57亿股。分析人士认为，转债得以转股，不仅反映出正股强势表现，也体现市场对银行基本面与资本回报能力的认可。
7月7日，“杭银转债”正式摘牌，成为今年以来银行转债市场最受瞩目的案例。该债券发行规模达150亿元，最终转股比例高达99.96%。在强赎条款触发后，其正股未现下跌，反而走强，体现了良好的市场接受度与转股信心。
据测算，转股完成后，杭州银行总股本由59.3亿股增至72.49亿股，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0.83个百分点，成为该行历史上一笔较大的外源性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分析人士表示，在资本实力增强、盈利韧性延续的基础上，杭州银行估值逻辑有望重塑。
成都银行也是一个典型案例。80亿元“成银转债”于今年2月完成强赎摘牌，转股率高达99.94%。在转股期内，成银转债转股价由14.53元/股多次调整至最终的12.23元/股，并在2024年11月满足触发赎回条件。成都银行表示，此举短期内会摊薄每股收益，但长期来看将增强资本实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市场人士表示，可转债的本质是“债转股”，但在过去几年银行股持续低迷、转股价“高高在上”的情况下，转债长期处于“类固收”状态。随着行情回暖，转股逻辑逐渐兑现，可转债作为资本补充工具的价值正被重新激活。
股价回暖和“白衣骑士”助力转股
银行转债能否顺利转股，正股表现是一大关键。
例如，1月21日，苏州银行公告称，2024年12月12日至2025年1月21日，该行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苏行转债”当期转股价格6.19元/股的130%（含130%，即8.05元/股），触发了有条件赎回条款，该行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3月6日）登记在册的“苏行转债”全部赎回。
不少银行还借助战略投资者之力解决“转不动”的难题，引入“白衣骑士”重燃转股希望。
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光大银行。在其300亿元“光大转债”存续至最后交易日前夕，中国华融出手，于3月8日至9日连续买入大额转债，并于3月13日公告将其所持份额全部转股。光大银行随即召开董事会，拟将中国华融列为主要股东。这一“压哨式”转股举动，为光大银行补充了核心资本，堪称银行转债转股史上的经典操作。
6月30日，浦发银行公告称，6月27日该行收到信达投资的通知，信达投资将其持有的约1.18亿张浦发转债转为浦发银行A股普通股。此次可转债转股导致其持有的浦发转债减少量占浦发转债发行总量的23.57%。当时，浦发转债累计转股比例为23.58%。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多家银行也通过大股东主动转股、自我协调的方式提高转股率。
中信银行、无锡银行均由大股东出手转股，为公司减轻压力。中信银行控股股东中信金控转股金额达263.88亿元，为后续赎回扫清障碍。
兴业银行也通过大股东将所持转债转股方式实施增资。5月14日、27日，福建省财政厅两次转股合计86亿元，为股份制银行中首个通过转债获得大股东增资的案例。
与增发、配股相比，可转债融资具有不摊薄、不扰动股价、灵活高效等优势。一旦实现转股，可直接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对于资本充足率偏紧、融资渠道受限的中小银行尤为重要。中诚信表示，银行可转债发行正从“能发不能转”迈向“发得出，转得动”，而苏州银行、南京银行的“正股价值管理+市场协同”路径或将成为主流。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银行板块估值回升、监管政策鼓励资本多元补充，未来会有更多银行选择通过优化转股机制、引入战略合作或强化股东协同方式实现转债成功转股，使其成为常态化资本补充工具。
银行可转债迎来“再起航”窗口
随着转债强赎频现、市场存量持续下降，在估值温和、利率下行、政策支持等背景下，银行可转债正迎来阶段性发行良机。但要抓住这一窗口期，银行须合理设计条款、控制节奏，以及兼顾发行人与投资者的利益。
“银行可转债本质上是银行股估值修复的直接受益者。”一位银行业分析师表示，正股上涨使投资者更有意愿转股，从而也增强了市场对新发银行可转债的接受度。
近年来，银行可转债整体发行偏少，市场供给收紧，存量规模不断下降。截至4月，仅剩1760亿元的存量银行可转债，较峰值大幅缩减63%。供需失衡之下，优质银行可转债品种的稀缺性和配置价值日益凸显。
业内人士分析称，与优先股、二级资本债不同，可转债在完成转股后可直接计入核心一级资本，这部分资本是银行资本结构中“最干净”、最能用于抵御风险的。尤其在当前银行面临信贷扩张压力和监管资本充足率红线双重约束下，发行可转债成为最优选择之一。
例如，近期通过强赎或股东转股完成融资的南京银行、成都银行均在转股后显著提升了资本充足率，为后续信贷投放和业务增长赢得了更大空间。
银行转债本身的“债性”特征也让其受到资金青睐。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者青睐更具防御属性的品种。银行可转债信用评级高、价格波动小、抗风险能力强，成为配置型资金的“压舱石”。
尽管有多重利好，但机构建议，若银行计划重启可转债发行，仍须“慢工细活”——既要把控发行节奏，避免短期集中释放形成“高压扰动”；又要精细设计条款，适当引入增信机制或目标转股率安排，以增强投资人信心与参与度。
“当前可转债市场对于银行类品种接受度提升，但投资者也更注重条款的公平性与流动性。”某大型资管机构投资经理表示，可转债发行不能“一厢情愿”，要建立在发行人和投资人共赢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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