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者们向学术期刊投稿面临着激烈竞争，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发稿更是“一刊难求”。作者常会遇到等待好几个月最后还被拒稿的情况。由于有着“一稿多投”禁令的约束，大部分学者只能等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不久，《自然》就发表了葡萄牙学者德里琼·格鲁达（Dritjon Gruda）的文章。他提出，“一稿多投”不仅延误了科研工作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时代，应该废除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则。该文章将学术圈里的禁忌搬上台面，引发的有共鸣有反对，还有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看待“一稿多投”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的思考。
著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不同诉求
格鲁达在文章中提出，“一稿多投”的禁令最早要追溯到前数字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交流不畅，版权规则难以执行，主要由期刊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筛选，同行评议人也很少。
于是，为了规范出版流程和保护原创性，期刊社开始要求研究人员一次只能向一个学术期刊提交其研究论文，不能同时向多个期刊提交相同的论文，以此维护审稿过程的公正与透明，保护编辑和作者的共同权益。
《中国肿瘤临床》与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癌症生物学与医学》）编辑部主任刘惠琴认为，“一稿多投”禁令的产生，是为了避免稀缺出版资源的浪费，保障正常的出版秩序。
“‘一稿多投’伴随重复发表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引起版权纠纷。‘一稿多投’还会让多家期刊耗费时间和金钱对同一篇论文做重复性工作。此外，在当前审稿人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稿人可能为多个期刊服务，‘一稿多投’容易导致审稿混乱。”刘惠琴举例说，一篇稿件在确定发表之前，一般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审、编委会终审的审稿流程。有的文章就曾在同行评审的环节，被审稿专家发现在为其他期刊审稿时看到过，这意味着期刊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无用功”。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期刊社都明确拒绝“一稿多投”。“我们会在作者投稿时，让作者承诺稿件无‘一稿多投’的情况。一旦发现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期刊社一般会做退稿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作者名单。”刘惠琴说。
尽管禁令严格，但是“一稿多投”现象在学术圈依然存在。
对此，天津大学期刊中心主任陈金龙分析：“如果单纯从科研工作者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人会选择‘一稿多投’，还是希望能‘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也就是提高投稿命中率，加快科研成果公之于众的速度。”因为快速发稿能为著作者赢得相应的声誉。
“‘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其实也是期刊社和作者站在各自立场的不同诉求的反映。”陈金龙表示。
数字技术可提高出版效率
格鲁达认为，当科学出版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已经使评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编辑和审稿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审阅稿件，第一时间确定版权也更容易、更直接，效率大大提高。
在格鲁达看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更凸显了“一稿多投”禁令的不合时宜。他认为，“一稿多投”禁令不仅耽误科研创新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禁止“一稿多投”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不利。对他们来说，延迟发表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影响晋升，会阻碍职业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解决“一稿多投”带来的问题吗？
“虽然数字化时代，出版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可以得到优化，效率可以提高，但是版权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陈金龙说，因为目前各个出版社的投稿平台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投稿平台。大家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依然都是“背对背”，在出版之前无法看到其他平台的文章。如果多个期刊同时进行出版流程，一稿多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著作者最为诟病的等候发稿时间过长等问题，刘惠琴认为，这也并非都是禁止“一稿多投”造成的。目前审稿专家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冷门的研究方向，审稿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数字时代，期刊社可以在网络平台向审稿专家发送审稿邀请，但不能保证有专家应答。“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个著作者，投稿给国外期刊，等了5个月，论文最终被退稿。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刘惠琴说。
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
抛开“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格鲁达也认为，发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因此，他也给出了在“一稿多投”禁令下，可使论文尽快发表的建议。比如在正式投稿之前先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的联系，评估他们对论文的兴趣程度；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一个目标期刊列表，根据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级，这样当文章被拒绝后就可以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期刊；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进行沟通等。
同时，投稿人可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时间、出版周期和接收率等；可以通过预印本服务器提前上传手稿，将其作为工作的公开记录。
对此，刘惠琴表示认同。她介绍，目前期刊社正在积极推出各种举措，提升著作者论文发表速度。“我们会定期开展针对著作者的论文写作与投稿培训，让著作者更加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和投稿要求。这使著作者在投稿时有的放矢，大大提升投稿的命中率和发表效率。”刘惠琴说。
陈金龙也表示，为了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很多期刊社开辟绿色通道等形式，加快重要领域科研文章的评审速度。
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在积极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今年9月，细胞（Cell）出版社宣布推出“一稿多投”服务，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细胞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
陈金龙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把论文投给同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多个子刊。通过期刊矩阵，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出现版权纠纷。
“国内的出版社虽然无法达到国外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可以采用联盟的形式。”刘惠琴介绍，其与相同领域的期刊成立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可进行文章和评审专家的资源共享，未来可能会实现联盟内部期刊之间的“一稿多投”。
一直以来，学者们向学术期刊投稿面临着激烈竞争，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发稿更是“一刊难求”。作者常会遇到等待好几个月最后还被拒稿的情况。由于有着“一稿多投”禁令的约束，大部分学者只能等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不久，《自然》就发表了葡萄牙学者德里琼·格鲁达（Dritjon Gruda）的文章。他提出，“一稿多投”不仅延误了科研工作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时代，应该废除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则。该文章将学术圈里的禁忌搬上台面，引发的有共鸣有反对，还有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看待“一稿多投”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的思考。
著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不同诉求
格鲁达在文章中提出，“一稿多投”的禁令最早要追溯到前数字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交流不畅，版权规则难以执行，主要由期刊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筛选，同行评议人也很少。
于是，为了规范出版流程和保护原创性，期刊社开始要求研究人员一次只能向一个学术期刊提交其研究论文，不能同时向多个期刊提交相同的论文，以此维护审稿过程的公正与透明，保护编辑和作者的共同权益。
《中国肿瘤临床》与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癌症生物学与医学》）编辑部主任刘惠琴认为，“一稿多投”禁令的产生，是为了避免稀缺出版资源的浪费，保障正常的出版秩序。
“‘一稿多投’伴随重复发表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引起版权纠纷。‘一稿多投’还会让多家期刊耗费时间和金钱对同一篇论文做重复性工作。此外，在当前审稿人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稿人可能为多个期刊服务，‘一稿多投’容易导致审稿混乱。”刘惠琴举例说，一篇稿件在确定发表之前，一般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审、编委会终审的审稿流程。有的文章就曾在同行评审的环节，被审稿专家发现在为其他期刊审稿时看到过，这意味着期刊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无用功”。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期刊社都明确拒绝“一稿多投”。“我们会在作者投稿时，让作者承诺稿件无‘一稿多投’的情况。一旦发现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期刊社一般会做退稿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作者名单。”刘惠琴说。
尽管禁令严格，但是“一稿多投”现象在学术圈依然存在。
对此，天津大学期刊中心主任陈金龙分析：“如果单纯从科研工作者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人会选择‘一稿多投’，还是希望能‘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也就是提高投稿命中率，加快科研成果公之于众的速度。”因为快速发稿能为著作者赢得相应的声誉。
“‘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其实也是期刊社和作者站在各自立场的不同诉求的反映。”陈金龙表示。
数字技术可提高出版效率
格鲁达认为，当科学出版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已经使评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编辑和审稿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审阅稿件，第一时间确定版权也更容易、更直接，效率大大提高。
在格鲁达看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更凸显了“一稿多投”禁令的不合时宜。他认为，“一稿多投”禁令不仅耽误科研创新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禁止“一稿多投”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不利。对他们来说，延迟发表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影响晋升，会阻碍职业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解决“一稿多投”带来的问题吗？
“虽然数字化时代，出版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可以得到优化，效率可以提高，但是版权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陈金龙说，因为目前各个出版社的投稿平台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投稿平台。大家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依然都是“背对背”，在出版之前无法看到其他平台的文章。如果多个期刊同时进行出版流程，一稿多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著作者最为诟病的等候发稿时间过长等问题，刘惠琴认为，这也并非都是禁止“一稿多投”造成的。目前审稿专家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冷门的研究方向，审稿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数字时代，期刊社可以在网络平台向审稿专家发送审稿邀请，但不能保证有专家应答。“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个著作者，投稿给国外期刊，等了5个月，论文最终被退稿。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刘惠琴说。
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
抛开“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格鲁达也认为，发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因此，他也给出了在“一稿多投”禁令下，可使论文尽快发表的建议。比如在正式投稿之前先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的联系，评估他们对论文的兴趣程度；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一个目标期刊列表，根据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级，这样当文章被拒绝后就可以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期刊；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进行沟通等。
同时，投稿人可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时间、出版周期和接收率等；可以通过预印本服务器提前上传手稿，将其作为工作的公开记录。
对此，刘惠琴表示认同。她介绍，目前期刊社正在积极推出各种举措，提升著作者论文发表速度。“我们会定期开展针对著作者的论文写作与投稿培训，让著作者更加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和投稿要求。这使著作者在投稿时有的放矢，大大提升投稿的命中率和发表效率。”刘惠琴说。
陈金龙也表示，为了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很多期刊社开辟绿色通道等形式，加快重要领域科研文章的评审速度。
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在积极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今年9月，细胞（Cell）出版社宣布推出“一稿多投”服务，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细胞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
陈金龙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把论文投给同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多个子刊。通过期刊矩阵，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出现版权纠纷。
“国内的出版社虽然无法达到国外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可以采用联盟的形式。”刘惠琴介绍，其与相同领域的期刊成立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可进行文章和评审专家的资源共享，未来可能会实现联盟内部期刊之间的“一稿多投”。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2-421-0.html数字时代，“一稿多投”禁令会不会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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