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宁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赵玉龙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
编者按
这两天，2024年全国两会在京正式拉开帷幕，一些关乎高等教育长远发展和底层逻辑的热点话题也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这些问题，与会的代表委员们有哪些真知灼见？为此，《中国科学报》大学版在两会期间推出“两会高教问答”特别报道，以分享代表委员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所思所想。
■本报记者 陈彬
优秀人才是不可能在封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同有些学校“小院高墙”式地搞一个“小班”，寄希望通过配置优质资源培养出创新人才的做法，这是不切实际的。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与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基于对339所中国头部高校2023年工作动态的大数据分析，发布了2023年中国大学改革十大主题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位列其中。
近年来，以“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等为代表，我国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持续发力，各高校纷纷进行探索，从小班教学到交叉学科、从产教融合到大师引领……
然而改革至今，各校从探索效果上看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很多高校并没有找到影响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其培养体系出现了功利化、断层化、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在正在参加2024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眼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和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玉龙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定义拔尖创新人才？您认为此类人才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施大宁：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一个大的概念，有着不同类型。如基础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或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总师型”人才等。但无论什么样的人才，总有一些共性特点。
拔尖创新人才首先要具备非常强的高阶思维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想象力等，包括对自然和事物的好奇心。在这点上，国内外很多大学都已经形成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通识课程教育体系。
其次，拔尖创新人才无疑需要在自身专业领域内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其核心在于能否做出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毕竟在相关产业链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关口都有很多待解问题。除此之外，此类人才还要有强烈的奉献精神。
所以，在南航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长空学院，我们提出了此类人才的四种素质，即智商、情商、魂商、逆商。这其中，前两者不必多做解释。“魂商”是指人才的价值取向；“逆商”则是指人才在面对困境时的韧性和坚持。能够具备这四种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拔尖创新人才。
赵玉龙：在我看来，所谓拔尖创新人才并无统一定义。不同类型、不同群体的人才均可具有创新型人才的某些特点。不过作为高校教师，我比较看重的是此类人才有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即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各高校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不管学校的措施如何完善，最终一定要通过学生的自我成长才能产生效果。这一点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而学生的自我成长便离不开自身学习的内驱力。这也是为什么高考分数相差不多的一批学生进入高校，有人最终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人却泯然众人的根本原因。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围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进行了很多探索。您觉得在这方面，高校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施大宁：高校从事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需要注意以下三个关键性要素。
一是培养方式的创新，其核心要义是深入探索研究型教学，而非传统的满堂灌式教学。虽然研究型教学也有不同种类，但不管何种类型，都需要结合项目，以项目为牵引，面向社会、行业领域内的重大问题需求，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
二是目前大家谈论较多的贯通式培养机制。优秀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一体化的，但如何为他们设计适合的发展路径，这是高校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是要有开放性的培养生态，优秀人才是不可能在封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同有些学校“小院高墙”式地搞一个“小班”，寄希望通过配置优质资源培养出创新人才的做法，这是不切实际的。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培养生态一定要包括国际化。没有国际化的竞争，不站在国际层面看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是自欺欺人，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无论何时都应该被提倡。
赵玉龙：我觉得重点在于一种环境和氛围的营造。
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形态已基本齐全。在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上，高校的类型、层次不同，针对的学生群体不同，应该采取的政策与措施也不应相同。但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离不开一个鼓励创新的“软环境”。
这种环境可以是学校的整体环境，也可以是一个学院、班级乃至一间宿舍的“微环境”，但无论“规模”如何，其核心依然要侧重对于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培养，要引导学生在主动学习的同时乐于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拔尖创新人才并非仅指在校学生。事实上，高校中大量的青年教师以及科研人员同样应属于此范畴。对于这些人才的培养，高校同样需要通过在职称、薪酬等政策上的调整，为其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并激发其科研的内驱力。
《中国科学报》：在拔尖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有关部门在政策层面还需要做哪些调整和倾斜？
施大宁：近些年，我国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已经制定了很多政策。当下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这些政策细化并落实。在这方面，我认为首先要深化评价体制改革，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对人才培养的评价。这项改革看似容易，实则并非易事。
同时，高校还应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特别是在专业结构调整、招生等领域。现有的某些招生政策依然缺乏灵活性，高校动态调整专业布局的空间也有待扩展。
此外，我认为还要鼓励国内高校和科研部门的国际化。具体而言，便是立足国际标准，加大师资的培养和引进力度。目前内地高校师资的国际化程度与世界水平尚有差距，即便和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相比，我们也依然存在差距。对此，国家应制定一些标准，鼓励学校加大师资队伍的引进力度。
赵玉龙：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大概念，涉及的人群也相对广泛，不管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有着一批很好的苗子。但现阶段，我们在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时，往往会将焦点放在高校范围内。相比之下，在科研院所特别是企业等机构上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此外，虽然我国提出“破五唯”已经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上，依然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评比和选拔工作中存在一些 “打招呼”现象，同时也会渗透某些“圈子”文化。这些现象无疑会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公平性，需要我们在政策层面加以关注。
《中国科学报》 (2024-03-05 第4版 高教聚焦)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8-2081-0.html“小院高墙”之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还有哪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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