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许智宏，194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国植物园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技术协会主席、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等职务。
许智宏院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打过交道后就知道，他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在植物生理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长期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研究、教育、管理，他的人生三部曲无不精彩。
金秋十月，许智宏院士年届八旬，依然精力不衰，野外考察时，和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跋山涉水。
“蝶变”：古运河旁的少年步入学术殿堂
许智宏的故乡无锡山清水秀，名人辈出。许智宏还记得，无锡的东林书院里有一副顾宪成先生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话掷地有声，激励着一代代学子求知成才。
古运河旁，少年许智宏在设于祠堂里的荆川小学读书，6年后升入积余中学。2021年冬，母校成立120周年，许智宏重返无锡，他深情地说：“现在积余的办学愿景是‘学以成人’，这和北京大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睹物思人，他想起了当年教生物的顾培庸老师，“我对生物学的真正兴趣始于当时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课程，顾老师在他办公室的解剖镜下观察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和植物表皮细胞，做种子发芽试验……”他还回忆道，“我父亲是搞纺织业的，常带我去纺织厂，车间里布满纺织机、印染机，噪音震耳欲聋，空气浑浊。可一到野外，看着秀水秀峰，听着鸟雀啼鸣，心神便会为之一畅。”所有这些，启迪着许智宏对大自然的爱，幼小的心灵渐渐有了一种探索生命的冲动。
少年时代的经历让许智宏深切体会到，一个人一旦对某种事物产生浓厚兴趣，就会成为自己探索、学习、实践的内生动力。报考大学时，允许填报10个志愿，许智宏只填了5个，全都与生物、农林有关。
1959年，17岁的许智宏考上了向往已久的北大，在生物系读本科。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差，饥肠辘辘时学生们就去未名湖捞水草充饥。下乡时采来盐碱滩上的碱蓬，在开水里焯一下,切碎了拌上少许玉米面做成菜团充饥。每年寒暑假，他们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四季青公社劳动锻炼。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些经历让年轻的许智宏渐渐成熟起来。
读本科时，许智宏对植物生长发育及其激素调控的兴趣越来越浓。1965年秋，他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罗士韦教授门下做研究生。赶上“文革”，他先在嘉定马陆公社蹲点，后又被下放到天津葛沽部队农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放弃学习，白天劳动锻炼，深夜挑灯夜读。1969年硕士毕业后，许智宏留所工作，历任课题组组长、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直至所长。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许智宏多次获得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时所做课题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利用萌发种子的幼根来分离和培养原生质体的新技术，先后从26种重要作物和林木中获得再生植株。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研合作中，他和他的学生围绕植物生长素极性运输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又取得重大突破。多年从事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其遗传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是兴趣让许智宏乐此不疲，国家的需要更让他产生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
许智宏懂得一个道理：基本功是否扎实，将在日后的科学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正因如此，他要求自己潜心苦练基本功，不仅孜孜不倦地渔猎群书，还坚持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靠着追根溯源、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他先后发表了论文、综述、专著240多篇（册），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奖项，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年10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许智宏，又从南方来到北方，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倾心倾力干了10年。他心中的执念是，要让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世纪的荣光。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总在他的耳畔回响，他所操心并亲力亲为的，就是为年轻学者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在中科院任职期间，许智宏撰文论述了基础性研究的战略意义和中心任务，驳斥了那种发展中国家不必进行基础性研究的短见，指出基础性研究是产生新技术的土壤，舍此则会丧失科技创新力；如果没有自己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将会沦为他国经济的附庸。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如：突出创新，注意研究新形势下的学科政策；稳定队伍，加速新一代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调整研究结构，加强基地建设。一句话，中科院要在科学前沿和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做出成果来！
“进化”：第24任北大校长的改革实践
1999年11月，许智宏离开30多年后又重返母校，出任北京大学的第24任校长。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许智宏仿佛看到了百年北大的风云榜，新北大人正高擎起“人才强国”的旗帜。他陷入沉思：北大应该如何为国家培养更多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历史赋予北大新掌门变革图强的重大使命，他提出了教育变革的“进化论”。他解释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沟通和理解。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想大学改革更多的应是‘evolution’（进化），而不是‘revolution’（革命）。”他选择了稳妥有序的改革方案，兼顾传承与创新。许智宏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明显差距，主要表现是缺少一批国际上认可的学术大师和有世界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在他主持下，北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直接目标就是：在五年内引进和培养二三十位顶尖级优秀人才或学术大师，带动二三十个国家重点学科率先迈进世界一流行列，为做出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冲击世界顶尖级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墨子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和亲知三类，实际上就是学习、思考和实践的过程，学以致用，才能有益于社会。务实而不尚空谈的许智宏，就是这样一位主张学以致用的知识分子。回到北大不久他就发现，在很多问题上，北大“醒得早，起得晚”，许多好的设想没有及时付诸实施。他说，北大是我们国家的“思想库”，但思想必须要转化为行动。他的话铿然有声：“只有采取实际的措施，北大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快！”在与耶鲁大学校长莱温对话时，许智宏这样说：好学生要会做学问、会做人，还要练就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当然要“守先哲之遗范”，但更重要的是“托末契于后生”，为年轻学子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和优越的成长环境。
许智宏写过一篇散文《燕园草木情》，办公楼前的悬铃木、三角地的柿子林、未名湖南岸的垂柳……一草一木，都系着他深厚的燕园情；他联想到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岁又一岁，一届届新生就像一颗颗小小的种子，选择了燕园这片土壤，于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然而，树木易，树人难。长期以来，许智宏一直关注教育事业，认为新时期的大学要培养能够引领方向的人，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的人。此时这位资深的植物学家在思考，自己怎样才能当好燕园的“首席园丁”，北大该怎样培养新世纪需要的人才？他从生物多样性想到人才差异化，于是有了相应的改革方案：根据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按学术型和应用型对研究生实行分类培养、分类指导，建立差异化的课程结构、能力训练、论文方式，以及差异化的导师队伍，以培养不同能力特征的专门人才。究竟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呢？许智宏这样阐述：首先要明确培养人才的标准，激发大学生对社会、对人类的强烈道德责任感，开发其潜在的创新能力；其次应该鼓励学生用新颖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并向他们提供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知识。他特别强调，“应该鼓励学生对现有知识的质疑，挑战旧的学术体系，在发现和发明知识上独立开拓出新的道路，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青年一代应对未来的挑战十分重要”。
许智宏的书架上摆着多部我国古代科技著作，他爱读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梦溪笔谈》，这部用文学体裁写成的书充满了人文与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作者沈括是一个通晓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的大学问家。放眼世界，文理科相互渗透已成为大学教育的新趋势。文理兼通的人才正是未来所急需的。许智宏希望北大能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优势，在两相结合中寻求新的突破点，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质。作为过来人，许智宏明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模式，专业划分过细过窄，同时学生的综合文化基础也比较薄弱。北大在增强道德、体质、美学教育的同时，应力图打破学科“间壁”，让学生互选基础专业课程，力求文理渗透、相互补益。许智宏认为，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永恒的目标；我们先进行通识教育，把专业教育的时间推后到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目的就是为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丰厚更肥沃的土壤。博大方可精深，新的发现常出现在多学科的接壤处。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面目一新。许智宏组织了多次论坛，探讨21世纪大学的使命和作用。他预测，大学将会成为社会内核，信息社会也会为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高等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向任何有需求的人“敞开大门”的目标。这意味着，这种教育的平衡将促进人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
出任北大校长后的三四年，许智宏仍在中科院分管科研院所和学部工作。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地区分布着中科院所属的40多个科研院所，过去囿于体制，校所分割，不能形成合力。借助自己两处任职的有利条件，许智宏力促北大和中科院所属院所联合建立研究室、研究中心，同时与国内多所大学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许智宏就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刚过完百年校庆不久。借着百年校庆的契机，北大大力发展与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尤其是注重引进前沿学科、交叉学科的世界一流学者。北大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许智宏强调：应当通过创新提升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层次与效益，广汲众流，以服务于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国家的支持下群策群力，充分利用北大这个“世界交流舞台”开枝散叶，为我国的各项事业服务。
在学生眼里，许智宏校长言语温和、平易近人。在北大2008年元旦晚会上，许智宏演唱《隐形的翅膀》时，在场的北大学子情难自禁地跟着校长唱起来：“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跨代的呼应，竟是那么合拍！
“升华”：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虽已白发侵鬓，许智宏依然精神矍铄。近十多年来，他集中精力在做两件大事：一是重归教学与科研一线，2018年1月出任北大现代农学院院长；二是先后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英语简称MAB）主席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大力推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深入实施。
站在新知地带，许智宏敏锐意识到，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在农业科技竞争中具有核心作用，“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他指出，要大胆创新研究，改良作物品种，强化耕作栽培措施，设法降低农业成本。在他看来，影响我国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的因素，除了公众的科学认知和由此造成的市场接受度等社会因素外，还有关键核心技术原创不足、生物技术产业化政策研究滞后、现代创新型种业企业和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等问题。
2016年以来，许智宏和多位科学家多次提出基于科学的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政策建议。其基本思路是：在基因编辑作物及其产品中，对没有外源基因的产品要放活；对有非植物来源的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产品，应按照转基因植物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许智宏在一次演讲中说，“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对作物进行遗传改良”。着眼于未来食品加工业的市场发展趋势，他在多种场合介绍了中国各类粮食、园艺、药用植物育种和植物工厂等最新成果和未来农业发展的新模态，特别是野生植物资源的驯化和昆虫资源的利用。
笼罩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迷雾让许智宏认识到，科学家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必须遵守相应的科学伦理规范和相应的科学准则，在探求科学解决方案的同时，也要引导公众不断提高对前沿植物科学的认识，科学家只有提升了自己的科普能力，才能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能力。他直言：“我国很多科学家不太善于做科普，在这方面的能力还需要提升。”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以丰富的标本收藏做后盾，用现代科技传播手段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使之成为公众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然保护理念的科学圣殿。
当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高速发展时，许智宏清醒地认识到，大量耗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他在烟台昆嵛山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生态学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点上生成的，其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在这个地球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的欲望无休止地膨胀，不断蚕食、侵占其他动植物的领地，致使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许多物种因而灭绝或濒临险境。地球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气候变暖就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气温升高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而培植抗高温的农作物种子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环境恶化了，野生植物的基因不好找了。野生植物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比如藜麦，又叫印第安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哥伦比亚等国的中高海拔山区，这种麦子耐旱耐寒还耐盐，能够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或山地生长。藜麦富含维生素、多酚类、黄酮类等，包含了人类所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保护我们的家园，就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我国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4%，对保存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20年前，许智宏就与其他21位院士联合发出“关于政府应加大对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的呼吁：近几十年来人口剧增，一些自然保护区能够较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重要自然基础，对它们加强保护刻不容缓。将自然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已成为国际趋势。这次发声，对此后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国于197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并于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至今已有长白山、珠穆朗玛峰等34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还有157家自然保护地被中国MAB批准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我国初步建成的全球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正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样板。许智宏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以来，从三个方面入手推动这一宏大计划在我国的深入实施：首先是建设并完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其次是组建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专家团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国家的生态科技智库；第三是充分利用现有网络框架和资源，围绕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和全球生态治理的主题，建设独具特色的绿色国际科学合作平台。
许智宏考察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自然保护地，他对神农架情有独钟，因为传说中那里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有一年，借着举办培训班的机会，他又冒雨徒步考察神农顶一带的生态。山路崎岖湿滑，他谢绝旁人搀扶，一路兴致勃勃。因为地理阻隔，人为侵扰少，西边的神农顶、东边的老君山有我国中部最大的原始森林，早在19世纪就成为国际植物收集探险活动的热点地区，在植物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殷切叮咛随行的年轻科学工作者：“要出成果，一定要多跑野外啊！”他还谆谆告诫：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多一些逆向思维，充分认识到是大自然养育了人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着人类的生存与繁衍。
许智宏在考察自然保护区和参加评估工作时多次表示，我们不能忘记保护区同志们的功劳，他们所做的事“看似寻常最奇崛”，泽被后代，可谓千载之功。他还强调，自然保护区不只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因为特定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往往能够孕育出特定的文化。
《人与生物圈》是宣传“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大众科普期刊，也是一本讲述中国生态故事、分享全球绿色理念的期刊。许智宏在发刊词中说：“生物圈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栖息场所，保护、研究和持续利用好生物圈资源已成为当今环境与发展战略中的核心目标”，“自然保护区已被视为一个地区的物种与自然资源的精华所在，在丰富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当前遏制全球环境恶化的一项重要对策”。
许智宏非常重视这个宣传平台，要求编辑部进行深入的科普宣传和理念引导，以便让公众对自然保护有更多的了解。他堪称这本期刊的“首席编辑”，通过策划编辑专辑的方式，从生态科学切入，率先诠释“绿色丝绸之路”“转基因”“国家公园”等新概念和前沿话题。他还撰写了《走向绿色丝绸之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协调人与生物圈保护生命共同体——未来之路》等多篇具有引领性的文章，带动许多科学家纷纷撰稿，使得《人与生物圈》杂志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老而犹健，研学不辍，奋斗不已，这就是我们从许老身上看到的君子人格、大家风范。
（作者：郝耀华，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陈向军，系《人与生物圈》杂志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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