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报实习生 葛家诺 记者 倪思洁
“杨同学，经学业统计，你在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不合格必修课程学分累计大于10学分，根据《××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你已达到学业预警条件。”
看到邮箱里的学业预警通知时，国内某高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小杨的第一反应是瞒着父母。但很快，她又收到了来自辅导员的微信消息，得知“学院将与家长电话联系”。
一瞬间，小杨感觉天都要塌了。
当晚，她在小红书上搜索“学业预警”，意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服务市场”。这里活跃着一群售卖“扮演家长”服务的卖家，专门扮演家长接听学校电话，用成熟口吻应对辅导员的学业问询，甚至能模仿不同地区方言，号称“零破绽”。
预警后的“自救”与灰色产业链
在小红书和知乎上，与“学业预警”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千万。学生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档案记录、就业影响与家庭阴影。“被学业预警了怎么办”“学业预警会记档案吗”是排名靠前的热门话题。
和小杨一样，设法在社交媒体上“自救”的学生不在少数，而学生的这种“自救”需求也让某些灰色产业嗅到了商机。
在社交媒体平台，“学业预警代打电话”已有相当的规模。卖家提供“扮演家长”服务，根据挂科数量，线上通话价格从70元到150元不等，线下到校面谈则涨至1200元左右。更隐蔽的方式还涉及“代考黑科技”：内嵌式骨传导耳机搭配微型摄像头，报价800元；真人代考则高达每门3700元，“卖家”声称“全程无忧”。
在一个百余人的交易群里，群主“演员阿姨”反复强调“我们深耕代打4年，专业能力强且经验丰富，全程保密，先干活再收费”，还在朋友圈晒出多张“成功案例”的截图。
《中国科学报》记者以被预警学生的身份与“演员阿姨”联系。“演员阿姨”告诉记者，学业预警电话的收费与预警等级相关，挂科数量越多，收费越高，挂科两门收费75元，五门收费125元，并发来演员的语音录音，称“这个阿姨专门接挂科预警，一天七八单，从来没出过错”。
想到父母失望的眼神，反复思量后小杨最终购买了代打电话服务。“演员阿姨”随即发来一个表格，要求她填写姓名、性别、年级、就读城市、学校名字、住校还是住家、家住哪个城市、扮演身份等信息，并表示“挂科会聊很多，你能详细就详细，剩下的演员随机应变”。
约定的电话时间过后，小杨在忐忑不安中收到“搞定了”的信息，并看到“演员阿姨”发来的电话截屏与录音，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演员阿姨”还向她宣传：“我们有固定电话号码和固定演员，还可以提供长期的扮演家长服务。”
小杨暗下决心，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光顾”。
这些灰色产业的兴起，折射出学业预警制度下的学生困境——面对预警通知，学生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帮助，而是“如何逃避”。
除了花钱买灰色服务外，面对学业预警和可能的退学风险，学生们还找到了一些更“正规”的规避办法。“一种是休学，另一种是入伍。”陕西某高校学生凌冶（化名）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凌冶认识两名分别休学和入伍的同学。“他们都是大一下学期、大二上学期连续收到学业预警，按照规定应当劝退。学院让他们分别休学一年、入伍两年，最后他们回到学校后重新读了一遍大二。”
学业预警为何让学生生畏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学业预警制度借鉴了美国“学术留校察看”。2006年，江西理工大学率先将其引入国内。2019年，教育部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预警、淘汰机制”。此后，我国本科院校基本都设立了学业预警体系。
不过，我国学业预警制度与美国“学术留校察看”制度的逻辑并不相同。
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流中心（NSCRC）的数据显示，该国2017年秋季入学的学生，6年后的总体毕业率为 62.2%。而根据我国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23 年国内高校普通本科毕业率约为 95%~96%。
记者查阅各高校的相关预警政策时发现，相较于学术留校察看制度的“严出”，我国学业预警更强调“兜底保护”而非“淘汰筛选”。
美国高校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GPA）首次小于2.0时即获警告，二次不达标则留校察看或停学。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为例，本科生的GPA低于2.0将收到学术警告，若下学期GPA仍未达到2.0，学校会让当事人停学一年。停学回校后，如果学生的成绩仍无法达标，学校可能作出开除决定。同时，学生可以对学校的决定提起申诉，争取重新获得机会。
国内高校预警标准包括不及格门数、绩点、旷课时长等，且普遍设置多次补考、留级、试读机会，真正因预警退学的学生数量占比极少。各校预警政策差异显著。例如，华南理工大学规定不及格学分累计超15分触发预警，超25分则降级试读；武汉大学将学业预警划分为三个等级，并针对每个等级制定专门的应对办法；中国矿业大学的退学预警门槛为累计未获30个学分，同时配套“一对一辅导”和“朋辈帮扶”。
有研究显示，学业预警对于督促学生学习有正面作用。在一项2024年针对安徽省内4所医学院校870名在校生的调查中，83.79%的受调查学生认为学业预警能提高学习自主性，89.77%的学生认为学业预警对自己的学习有督促作用。
“至少告诉我大学不能混过去，毕业证书还是挺有含金量的。”凌冶告诉《中国科学报》。
既然国内高校的学业预警比美国学术留校察看制度更为宽松，也更积极，为何该政策会让如此多的学生望而生畏？
部分高校规定“挂科0.5学分即预警”，被学生吐槽“过于严苛”。这意味着学生只要有任意一门课不及格，就会收到预警通知，并伴随告知家长等后果。
此外，学业预警政策也会出现通知不到位或政策不清晰等问题，这同样会让学生生畏。
2024年的那项调查显示，仅8.62%的学生“完全了解”学业预警政策，而“完全不知道”的学生占比为16.67%。由于很多学生直到收到预警通知时才得知存在这一制度，使得他们中80.8%的人会选择上网求助，仅43.45%的学生会请教老师，与家长沟通的学生只有18.28%。
此外，多数高校未明确说明学业预警是否记入档案，但部分省份的定向选调和部分单位要求无挂科经历。例如，北京市、河南省定向选调报名明确要求最高学历期间必修课程无重修或补考。
“不是想惩罚学生”
采访中记者发现，面对学业预警制度，国内某些高校更倾向于“只做不说”或是“多做少说”，在风险防控与制度创新之间谨慎寻找着平衡。
记者曾联系多所高校，希望了解它们在学业预警制度落实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但其中大多数都以话题“敏感”为由，不愿正面回应。
中国矿业大学教学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胡乾坤告诉《中国科学报》，不少高校之所以对相关政策的宣传持谨慎态度，是因为一方面现在心理敏感的学生多，另一方面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度高，而社会上过高的关注度会影响政策的执行。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大学生的学风问题逐渐凸显，学生课堂迟到、刷手机等现象日益普遍，部分新生也存在学业适应困难。与此同时，家长对教育的关注度持续攀升。“过去，家长送孩子入学后便放手，如今却频繁咨询学业问题、学生管理问题等。”胡乾坤说，这种“期待升高”与“学风下滑”之间的矛盾是学校必须谨慎处理学业预警的根本原因。
中国矿业大学从2020年开始实行学业预警制度。学生收到学业预警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不适应中学到大学的身份转变、不适应教学方式、从走读到集体生活的融入困难，以及受网络游戏和多元化信息诱惑而无心学习等。
“之所以有学业预警，我们不是想惩罚学生，而是希望通过早期发现和及时帮扶，像园丁扶正小树苗一样，帮助学生调整方向，引导学生回归学业正轨，防患于未然。”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副部长付豪说。
从目前看，中国矿业大学的学业预警制度很有成效。5年来，该校的学生退学率降低了30%以上，学风得到明显改善。
在该校，学生因为学业预警而得到更好成长机会的事例并不在少数。2018级本科生小宋便是这一机制下“逆风翻盘”的鲜活缩影。
进入大学后，小宋因高中数学、物理基础薄弱，在“高等数学A（4）”“工程力学C”等核心课程中屡屡受挫，累计挂科20.5分。收到学业预警后，他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甚至逃避课堂，整日躲在宿舍打游戏。“我以为自己没希望了，降级似乎是唯一出路。”他回忆道。
2020年，小宋所在学院得知其困境后，党支部迅速成立帮扶小组，为他量身定制“三步走”计划：第一步，解开心结——心理疏导鼓励他直面学业问题；第二步，贴身陪跑——党员义工为其每周辅导并定期答疑；第三步，靶向破题——由成绩优异的学生党员开展“学霸小讲堂”攻克难点。
在多方联动帮扶下，小宋通过不懈努力，不仅顺利通过多门补考，更在“高等数学A（4）”的课程考试中获得满分成绩。2022年毕业季，他带着四门核心课90+的成绩单入职上海一家公司。
在学业预警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学校除了要创新制度、防控风险外，还需要面对另一个难题——如何以有限的师资力量提升帮扶效果。
中国矿业大学针对本科生的学业发展问题，构建了“数据驱动、多维协同”的学业预警与帮扶体系。该体系依托全过程信息采集系统，整合招生数据、学习表现、心理健康等多元指标，动态评估学生学业风险，划分“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三级预警，联动校院两级导师、辅导员、家长及朋辈群体，建立“导师制-辅导员-朋辈帮扶”三维协同机制，为学困生制定包括学业规划指导、心理疏导、家校共育等在内的个性化方案，并建立闭环跟踪评价系统，最终形成“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追踪”的全链条管理模式。
“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让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更加有效衔接，通过精准预测和积极帮扶，让收到学业预警的学生越来越少。”付豪说。
为了让更多的“小树苗”向上生长，很多学校开始尝试新办法。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引入“朋辈导师”一对一帮扶机制，联动家校定期分析学业问题；武汉大学按预警等级制订学业提升计划，组建学生互助小组共享学习经验；北京工业大学成立学生志愿服务团队，联动志愿教师开展一对一帮扶；南京大学融合心理辅导与朋辈帮扶，针对高挂科课程增设滚动班及课外辅导班……
让好政策名正言顺
学生的担忧焦虑和学校的保守谨慎，在一定程度上让灰色产业链有机可乘。那么，我国高校的学业预警制度怎样才能“名正言顺”，让其正面效果得以保持？
对此，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安哲锋认为，高校要设法弱化“预警”的负面标签，强化“帮扶”的温暖底色。
安哲锋曾从事学生工作十余年。他发现，学业困难学生的困境往往呈现多维度交织特征——学业问题与心理状态深度关联，部分学生因焦虑情绪、亲子关系紧张或自我管理能力薄弱陷入恶性循环；行为习惯偏差显著，如频繁逃课、沉迷手机游戏或学习动力不足，导致课堂参与度持续走低。此外，理工科学生在面对高难度课程时，更容易产生畏难心理，若不及时干预可能引发连锁性学业滞后。
安哲锋建议学生以主动的态度应对学业预警。学生日常需注重学业规划，避免临时突击，尤其要警惕逃课、拖延等不良习惯；一旦发现课程跟不上或心理压力过大，应及时向辅导员、班主任或学校心理中心求助，切勿因“面子”回避问题。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许多高校已在弱化“预警”表述，转而以“学业帮扶”“学业促进”等积极措辞构建支持体系，避免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这种“重帮扶、轻预警”的模式既维护了学生尊严，也让干预措施更易被接受。
“就像心理问题，我们不会对学生说‘心理预警’，而是多鼓励学生参加‘心理辅导或咨询’。学业问题同样如此，我们不要大张旗鼓宣传‘学业预警’，而应强调‘学业帮扶’，为学生提供辅导与支撑。”他说。
实践中，“朋辈辅导”被证明是提升学业更为有效的举措。安哲锋分享了一则他的发现，学校聘请数学、物理等科目满分的学生担任“学业伙伴”能显著提升帮扶成效。“同龄人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沟通障碍更少。”
针对不同专业之间难度存在差异，他提出“以最难专业为基准”的解决思路。“在工科院校，如果机械、电子等‘硬核’专业学生能达到要求，文科生通常更易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内学业预警机制从国外经验中汲取了很多养分，但在实践中，国内高校的相关工作始终带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比如“全程负责”。
“欧美高校将学业视为个人选择，我国则将教育提升至‘立德树人’的高度。从辅导员定期了解学生学业，到家校联动机制，再到对困难学生的经济帮扶，高校承担的是‘托底’责任。”安哲锋说，国内独有的辅导员制度正是这种责任的缩影。
面向未来，安哲锋呼吁高校在学业支持体系中“多走一步”。
“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学业困难群体的动态追踪，依托最新技术赋能精准预警——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时捕捉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度等异常，将干预节点从‘挂科后’前置到‘问题萌芽时’。”他说，以预警标准为例，各校可根据自身特点灵活制定，但核心目标却应一致——提前发现问题，为学生留足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也要强化机制保障，推动学业辅导从零散举措升级为系统工程。比如，设立独立机构统筹资源、明确责任分工，而非依赖行政人员兼职，确保帮扶措施“不漏一人”。
安哲锋强调，随着网络依赖、手机成瘾、碎片化学习等新型学业挑战的出现，高校必须与时俱进。“学业困难的原因日益复杂，唯有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对症下药’。”
“技术可以迭代，机制可以优化，但核心始终是以学生为本——不仅要有预警的敏锐，更要有托底的温度。”安哲锋说。
《中国科学报》(2025-05-13 第4版 高教聚焦)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8-4166-0.html学业预警：好政策为何不能“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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